权力话语叙事。小说凡二十章。前十九章开首的唱词均由瞎子张扣演唱。第十九章唱词后的旁白长约二百字，交待了张扣被抓、定性为“天堂蒜薹案”的头号罪犯。此时，面对一位对他大打出手的“虎背熊腰”的警察，张扣仍没有停住谴责的嘴巴，最后，他的嘴巴被“用透明胶带牢牢地封住了”。莫言是善于结构情节、抓住读者的，十九章开首这一旁白的设置，让读者的阅读心理达到了空前的紧张，急切地希望能够在全能叙述者的讲述里了解故事的进程。同时，莫言也成功地把叙事情绪——作家对自己结撰的故事的心理感受——带给了读者，读者和作家一起愤怒了：一个说书瞎子成了头号罪犯，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愤怒的读者在作家的引导下进入了对第十九章全能叙事（知识分子话语叙事）部分的阅读。本章矛盾冲突的高潮是法庭审判，青年军官为其父义正词严的辩护词道出了深深陷入故事的读者的心声，阅读的快感和宣泄心中不平的畅快淋漓交织在一起，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一起焦急地等待审判的结果，可叙述却就此打住，人物的命运成了悬念。接着，叙述进入最后一章，张扣的徒弟接替他出场，只告诉读者：“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间/天堂县发了大案件/十路警察齐出动/抓了群众一百零三”，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张扣的下落、方四婶等人的未来，民间话语停止了说唱，把揭开悬念的任务留给了权力话语，第三种叙事秩序开始在前两种叙事秩序的基础上发出第三种声音。
确切地说，第三种叙事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声音，是权力通过其喉舌——报纸——发出的声音，是上层建筑发出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声音，它带领一味追求结局、沉溺于情节的读者摆脱故事的纠缠，站到一个高高的讲坛跟前，用充满高度理性色彩的语言，以不容质疑的权威口吻对读者发表讲演，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辩明是是非非，总结经验教训。权力话语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秩序和逻辑规律，把故事讲成一个政治事件，在故事中有情绪波动、言语动作、心理活动的人物，到了政治事件中就成了以法律或者说以权力意志为参照的符号，负载一定的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涵义。权力话语的高度理性色彩，摒挡住了民间话语的朴素生动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感性光芒，把读者带入一个不需要参与思考的阅读阶段，简单的聆听让这第三种叙事秩序在结束故事的同时，取消了前两种叙事秩序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愉悦，三种叙事秩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再次以言语冲撞的形式突现出来。
很明显，作家是不希望民间的和全能故事叙述者的声音被淹没的。所以，在小说文本的最后作家让二者展开了一段旨在对权力话语进行反讽的对话。来自民间的小道消息告诉读者：被民间话语（具体为瞎子张扣）谴责、被高高在上的权力话语宣布为对蒜薹事件负主要责任的两名官员又被委以重任，这两个在故事中始终没有出场的人物的结局，重又勾起了读者被权力话语的高度理性压抑了的想了解其他人物命运的欲望，作家却又一次戛然而止。似乎是小人物的命运不值一提，或是不忍不堪一提，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各种理解的可能。
二、现实关怀：精神受难，小说反腐
精神受难。细心的读者在阅读《红》系列小说的第五部《奇死》第七节时会惊讶地发现，这部试图重构抗战历史记忆的小说里非常突兀地写到了文革中的“一九七三年腊月二十三，耿十八刀八十岁了”，当年没有被残暴的日本鬼子的十八刺刀捅死的耿十八刀，却在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的夜里，赤身裸体地冻饿死在人民公社大门前。在对这一章的阅读中，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莫言几乎是在以旁观者甚至欣赏者的略带调侃幽默的调子写这位孤独老人的饥寒交迫和愤怒的。从字面上看，作者的叙述冷静客观，他没有直接谴责谁，但他的愤怒与谴责却力透纸背。这一节与此前此后的章节在情节、叙事上的关系不大，删掉此节几乎不会影响小说情节的完整性。那么，莫言为什么要插上这样一节呢？联系《奇死》和《天》在创作上的共时性，我们不难找出原因：莫言愤怒了，怒不可遏！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岁，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左倾运动，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饥饿和精神荒芜，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才通过当时农村流行的参军离开故乡贫瘠的土地。莫言对农村的了解、关于农村的记忆、对农村农民的感情不同于那些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是直接的、切肤的、深入血脉刻骨铭心的，他与农村在情感上、物质上有着不可隔绝的天然联系，农村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城市生活抹不去他的农村记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在城市文明光辉的烛照下，莫言洞见了农村的快乐与无奈、素朴与愚昧，因而也就更加执著地书写农村农民生活。他对于欺农、坑农、骗农的恶性事件的反应是极其敏感且深恶痛绝的，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莫言关注农村越多，听到见到的不平事也就越多，内心也就越痛苦，越痛苦也就越想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发泄这种痛苦。发泄痛苦的过程其实就是作家对生活事件进行精神发酵、艺术加工的过程，对莫言这位农民作家而言，一遍遍地咀嚼回味自己所属的精神种群的痛苦无疑会大大加深他内心的苦闷，而作为一位有很高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他要艺术客观地反映生活，不能过多地羼杂自我的情绪，他要把评判是非曲直的权力留给读者。这样，作家迫切发泄自己内心痛苦的精神需要和文学创作隐藏自我的艺术需要之间构成了矛盾。通过小说，作家对作威作福者的批判和对弱小者的同情通过独特的文本形式展现出来，因服从艺术表达需要而隐藏自我的作家本人则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厄，成为精神受难者。《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奇死》不是以批判政治腐败为主要创作目的的，但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情绪。而《酒国》和《天》则都是独特、典型的小说反腐文本。
小说反腐。莫言在其文论短文《我痛恨所有的神灵》中写道：“我的文学观点：当代文学是一颗双黄的鸡蛋，一个黄是亵渎精神，一个黄是自我意识。亵渎精神与自我意识好像互不相干，实际上紧密相连，它们共存于文学这个蛋里。现在，对神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官僚的批判，对官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的批判，而对政治的批判实际上是唤起自我意识的响亮号角，于是，对神的批判也就变成了民主政治的催化剂。”
莫言文学观里所谓的“亵渎精神”在其《红》家族系列小说里面有了再明确不过的体现：作为作家代言人的小说人物对神祇、封建统治秩序、传统礼教、外来压迫等等都取了大胆挑战——亵渎的态度；而作家本人则隐藏在全能故事叙述者的背后，通过建构新颖独特的文本世界对传统的创作范式、叙事模式、权力话语、既定历史记忆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和颠覆，它“有力地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和审美方式”。可以说，莫言在创作实绩和创作思想上都将“亵渎精神”贯穿始终。亵渎的目的是颠覆，是解构，是重建，重建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在《天》中与亵渎精神相结合，具体表现为莫言为自己出身其中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辩护，为他们的不畏强权、敢于抵制盘剥、反抗压榨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歌唱，为他们生之艰辛而痛心疾首；同时，他把腐化堕落、欺农坑农的官吏们放到了被审判者的位置上，用自然主义的态状描摹让他们自画自像，甚至在作品中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莫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极其尖锐的，对现实苦难的关怀是极其真切的。
如前所述，莫言是在众多作家疏离现实政治的时候走近它的，可以说莫言首先扛起了新时期小说干预政治的大旗，担当了小说反腐的急先锋。值得一提的是，距莫言1987年创作《天堂蒜薹之歌》十数年后流行的反腐小说，主要反映高层权力正邪争斗、高唱主旋律，故事往往围绕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上层官员和他们家属子女的活动展开，可称之为城市（或高层）反腐小说，如周梅森的系列反腐小说；莫言的反腐小说主要反映（农村）部分下层官吏素质底下、“居官不治”、漠视民众需求、任意增加农民负担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等，故事往往围绕（农村）中下层官吏和普通民众（主要是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抗甚至暴力冲突展开，可称之为农村（或下层）反腐小说，如《酒国》、《天》等。莫言的现实关怀情绪让他始终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牢记作家是社会的良心，让他在看见不平的时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让他成长为一个敢于面对生活、直面人生的作家。反腐小说的目的自然是反对官吏腐败、清明政治、净化社会空气、拓宽民众的自由生存空间，具体到莫言的农村反腐小说，其目的应该是让农民物质生活更富裕、政治生活更自由、精神生活更丰富。莫言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将讨伐腐败的声音写到纸上，将对农民的同情、关怀和爱倾泻出来，把精神的受难留给自己。小说是莫言表达其现实关怀情绪锋利而无奈的反腐武器。莫言是不愿写反腐小说的，他说：“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
如上所述，莫言对农村的强烈感情，加上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量不平事作为其创作的丰厚材料储备，此可谓“厚积”；而1987年发生在山东某县的“蒜薹事件”则是其情感爆发和创作酣畅淋漓、一泻千里的导火索，此可谓“薄发”。《天》的创作时间虽只有三十五天，却是莫言厚积薄发，即兴创作的硕果。即兴的另一面是推敲，小说文本体现出了这一点：创造性地引入多重话语（复调）叙事，从不同视角讲述同一故事，使叙事充满张力，从而满足读者的多重阅读期待；袒露强烈的现实关怀情绪，猛烈抨击、批判现实黑暗，直面人生，爱憎分明。对于不断求新上进的作家来说，过往的成就就是束缚其前进的茧子，突破是痛苦而困难的，《红》就是莫言自己织就的茧子，《天》的出现让他的文学生命破茧而出，让他，这位大地赤子，这位精神受难者，可以酣畅淋漓地表达他的现实关怀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