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国酿造大学勾兑专业博士生李一斗倾慕“莫言”的才华声名，立志献身文学。他写信拜师求教，寄上自己的作品，希望获得莫言的指点并推荐到《国民文学》发表。李一斗栖身于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暴发户余一尺、高级教授袁双鱼夫妇等人组成的上层社会，对杀食婴儿的事件耳闻目睹：他清高自诩、发愤创作，对沧桑世态予以剥皮剜疮般的暴露，并一度以此为自己的理想和使命。但与此同时，李一斗始终摆脱不了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他与凭借金钱纵情声色的余一尺称兄道弟，对手握权力名利双收的金刚钻羡慕不已；而献身文学的理想就像始终拒绝发表他作品的《国民文学》一样虚无缥缈，加之上下悬空的生存困境和混乱不堪的情感纠葛，李一斗终于迅速“还俗”——混进酒国市委传部开始了“搞宣传报道”的新生活。
从表面上看，李一斗“拜师——还俗”的生活变迁似乎传达了作家对于文学的讽喻：理想化的文学事业从来就不存在。但联系前述不难发现，李一斗“拜师——还俗”的生活变迁时时牵动着专业作家莫言在体制内外徘徊不定的生活状态。小说结尾，莫言走向《酒国》，最终完成“收徒——下山”的情感移位，从而传达了作家关于文学的另一个更为深刻的讽喻：作家的出路，就是走向被《国民文学》抛弃的尘俗生活。与丁钩儿和李一斗生活命运紧紧相连的，则是小说中的“群丑”形象及其言行。这里有金刚钻神秘莫测的身世、阴险狡诈的心理和卑鄙毒辣的手段；有女司机沉迷权钱的贪婪、甘做肉弹的麻木和放浪变态的私欲；有侏儒英雄余一尺灰暗的童年、暴富的劣迹、纵情声色的糜烂生和大红大紫的显赫前程；有教授夫妇神秘的身世、离奇的关系和疯魔的个性等等。小说通过他们的种种劣迹丑行，揭示了《酒国》污浊不堪的世态人相。
以子虚乌有的人物描写如此触目惊心的恶行丑态，对于莫言的批评者们来说，无疑又是“丑化人类”的最好证据。我难于断定莫言是否真有“欲与天下所有爱美之人较劲”（王金城：《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的恶趣，只是在读完文本后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虑和压抑，一种关于现实和未来的沉重忧患。莫言曾经对于过去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自白：“通过讲述某几个故事某一段事件，然后来寄托我现在的思想感情，把我今天对过去的思考融合进去。”（《在写作中发现检讨自我——莫言访谈录》）那么，酒国里的这一群，或许就是作家“现在的思想感情”的某一方面？
四、《酒国》的主题话语：寻找“哲学上的突破”
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文学的“边缘化”生存现状，另一方面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固守“边缘化”之前的理论壁垒。比如一谈到真善美合一的历史审美法则，就机械地认定真实度、理想精神和审美要求三者同生共灭、缺一不可，其结果往往是在理想化和审美化的口号下消解了真实度的作用。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思维定势，有人苛责莫言小说充斥了“逼面而来的血腥、污秽、肮脏和恐怖”，表现出“欲与天下所有爱美之人较劲”甚至丑化人类”的极端倾向。与此相反，有人肯定莫言小说以“一个本色的民间叙述人”身份展现了“善中有恶、美中有丑”的“复杂文化形态”，传达出尼采式的“自由的生命精神”（《民间的现代之子》）。
在我看来，抱残守缺的批评和避实就虚的赞美一样无益于莫言小说的真正解读。阅读的经验告诉我，试图从某种现在的美学法则和理论模式解读莫言小说将劳而无益。对莫言来说，重要的不是叙述的方法（即所谓“丑化”），也不是叙述的视角（即所谓“民间”），而是他之“丑化”人类、他之立足“民间”的心理动因。正如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我）通过讲述某几个故事某一段事件，然后来寄托我现在的思想感情，把我今天对过去的思考融合进去。”这就是说，是现实的感悟以及由这种感悟产生的逼迫和挤压，“迫使”莫言选择了“丑化”笔法和“民间”视角——正是在莫言心目中那萦绕不已、挥之不去的现实情怀和人生意识，使我们看到了莫言小说里“文明的压抑机制和文明与生命力之间的冲突”（《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如果说《红高粱》是这种“冲突”的历史形态，那么《丰乳肥臀》可以算作它从历史走向现实的过渡形态；而《酒国》的出现，无疑表明了这种“冲突”的当代形态的出现。在小说中，作家通过荒诞变形的人物故事和文本叠加的叙事模式，表现了一个森然逼人的主题话语——“食婴”。
从表层寓意分析，“食婴”主题显然概括了“酒国”大小官员疯狂追逐权钱酒色的腐败行为，但联系小说整个故事情节可以看到，“食婴”主题从根本上连着作家强烈忧切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
其一，“食婴”的隐匿化。《酒国》里有一个十分显明的情节，即杀食婴儿的事情明明存在，“大名鼎鼎”的丁钩儿就是查不出来：他先是被金刚钻的热情蒙蔽，在酒香美食中失去警惕；继而受女司机的姿色诱惑，陷入荒唐恋情不可自拔：等到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反倒成了应该被抓捕的罪犯。这一情节深深地印证出“食婴”主题的深刻寓意：一方面，“食婴”已经成为“酒国”制度化的生活现象，成为一种被人守护的信仰和理想，对于它的任何触动或冒犯，必将遭到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腐蚀；另一方面，即使像丁钩儿这样来自“省城”的高级侦察员，也早已对“食婴”的诱惑和腐蚀失去抵抗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食婴”主题传达了作家对于体制化生存的深切忧患。
其二，“食婴”的破坏性。在我们的文学话语中，以孩子喻指将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思维定势。据此，《酒国》里“食婴”主题的喻指意义不难获得解释：“食婴”意即“吃掉”将来——恰恰是在这里，“食婴”主题表现了作家关于未来生存的焦虑：显然，对于“酒国”里以金刚钻为代表的大小官员们来说，“吃掉”的不仅仅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而是酒国的未来和希望。
其三，“食婴”的深广度。与上述两方面相连，“食婴”的可怕性在于：作为一种罪恶，它不但被“制度化”，而且已经被“程式化”和“规模化”。从小说里可以看到，“酒国”的所有人们按照“红烧婴儿”的制作过程划分成了三个阶层：这里有提供者，如郊区农民金元宝；有制作者，如酒国酿造大学的袁双鱼夫妇；有食婴者，即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暴发户余一尺以及在他们身后大大小小的食婴者们。这三个阶层互相勾结、互为依存，将酒国的“食婴”事业推向兴旺。
考察莫言创作历程，“食婴”主题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在我看来，这种意义是双重的：作为一种文本操作手段，“食婴”主题给作家提供了一种写“非常”题材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文本创作方法，它大大增加了题材的涵盖面和深厚度。在小说中，高度荒诞化的“食婴”主题，不仅涵盖了暴露和批判的内容，更以一种反讽的形式，传达出了作家关于人生、关于生命的“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如果剥开这种思考和追问的内核，见到的还是作家关于现实和未来的深切期待。因而，从根本上来说，《酒国》的创作仍然缘于“希望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样板”（莫言：《愤怒的蒜薹·自序》）的创作心态。莫言曾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会唱歌的墙·清醒的说梦者》）——“食婴”主题的深刻性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酒国》在莫言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非常”意义，它表现在：试图摆脱“合谋”的创作心态、多重文本叠加的叙事模式、荒诞变形的形象设置和涵容深藏的主题话语。据此，小说出版后读者层和评论界对这部长篇的冷漠和疏远，正是对于作家莫言的无谓“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