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归属感，包括《夜游龙山寺》、《隔水观音》、《厦门街的巷子》、《寄给画家》等诗中对海岛的眷念，固已久成我的基本心境，但我的作品也有意朝不同的方向探索，包括超文化、超地域的层次。集中某些作品，如《魔镜》、《第几类接触？》、《惊蛙》、《秋分》等都归此类。这类作品全靠本身的观察、反省、想象，不能像古今互证的诗那样利用联想、影射、对比等滚成一个大雪球，但是好处在于不受民族传统的限制，较能打动不同文化背景或是“没有学问”的读者。这一点分别，意义颇不寻常。一位中国的现代诗人，面对菊花，如果只能想到陶潜，他的知性和感性未免太狭窄，太因袭了。所谓“无字无来历”，未必是好事。当然，在能人的手里，写菊而及于陶潜，仍然可以顺势滚雪球，或者翻案做文章，得到一首好诗。但是不如干脆把陶潜忘掉，去追求一首“无字有来历”的新诗。
在语言上，我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刻意去炼字锻句，而趋于任其自然。六十年代的诗追求所谓张力，有时到了紧张而断的程度；七十年代矫枉过正，又往往松不成弦，连坏散文都说不上。紧张的诗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所以六十年代真能传后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恬淡的诗也难恰到好处，今日许多标榜朴素的作品，其实只是随便与散漫而已。我敢断言：今日许多以诗自命的三流散文，其淘汰率不会下于六十年代那些以诗为名的魔咒呓语。今日的诗人徘徊于此两极之间，一阵紧来一阵松，紧得透不过气来，松得又有气无力，真是不知所从。只有少数豪杰之士，能在其间取得平衡，做到紧而不窒，松而不散。苏轼论陶潜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句话值得今日追求大众化的浅白论者仔细思索。真正的朴素，不是贫穷，而是不炫富，不摆阔。今日我在语言上向往的境界，正是富而不炫。
六十年代的现代诗刻意经营意象，颇有惊人之句，却少圆融之篇，于是有人说，现代诗的声调有待锻炼。可是十几年下来，真正在声调上努力的诗人仍然不多，因此现代诗的节奏，多半失之零碎、草率、含糊、生硬，缺少个性，更少变化。一气呵成的痛快，一唱三叹的低回，长句的奔放，短句的顿挫等等，仍有待现代诗人去追求。一般的现象却是漫不经心，不是凌乱的发展，便是机械的安排。其实诗的节奏正是诗人的呼吸，直接与生命有关。年轻时我写了不少分段诗，进入中年之后，不知为何，竟渐渐发展出一种从头到尾一气不断的诗体来，一直到现在这诗体仍是我的一大“基调”。其来源，恐怕一半是中国古典诗中的“古风”，一半是西方古典诗中的“无韵体”（blankverse）。这种合壁诗体，如果得手，在节奏上滚雪球，回转不休，有一种磅礴的累积感，比起轻倩灵逸的分段体来，显得稳重厚实。当然，如果失手，就会夹缠不清，乱成一团。在《隔水观音》一集里，我有意无意间想在此体之外，另求发展，其一是回到分段体去，其二是改营短句，《割盲肠记》便是一例。目前我正在读徐霞客和龚自珍，等到“时机成熟”，或可各写一诗为之造像，正如本集中企图为李白、杜甫、苏轼造像一样。这当然还是一种婉转的怀乡。
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其实中国的诗人多少都有这么两面的。另一类则是超文化超地域的，像《惊蛙》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写。除了和我的散文《牛蛙记》是一胎双婴之外，它一空依傍，没有来历，纯然是现代的严物。有时侯，诗人也不妨写几篇令学者手忙脚乱的作品。
一九八二年秋末于沙田
十载归来赋紫荆
——《紫荆赋·自序》
去年九月，我辞去中文大学十一年的教职，回台定居。这本《紫荆赋》是我在香港时代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本来一回台湾就该付印，却因迁居之余，生活未定，心情不安，加以新职繁忙，竟而一直耽搁到现在。已经是清明过了，谷雨欲来。在我寿山新居的坡下，沿着弯弯的山径有树一排，春来盛开浅绯的繁花，远看像一片粉红的迷雾，动人浪漫的柔情，本地人叫它做羊蹄甲。近看，才发现五瓣的花朵其实比羊蹄甲更红一层，正是洋紫荆。清明以后，那一排花树也都已落红满地，而以始为名的这本《紫荆赋》还未出书，对此花不免有点歉歉，对她所象征的香港，那一片面临变局的青山碧海，我十一年往昔之所托所依，更加惘然。
高雄市有一条花街：街，是民权路和九如四路；花，则是羊蹄甲。春来的时候，快车驶过，安全岛上轻笼着一片流霞，像是迎接春神的美丽仪队。这羊蹄甲在本地的俗称，正是“香港樱花”，但是花朵呈洋红色，瓣缘也不像羊蹄甲的那么卷曲，我认为实在也就是洋紫荆。按羊蹄甲全名为官粉羊蹄甲，西名为Bauhiniavariegata；洋紫荆西名为Bauhiniablakeana，足见本是同科之花。羊蹄甲在英文里俗称“驼蹄树”（Camel’sFootTree），洋紫荆则俗称“香港兰树”（BongKongOrchidTree）。我在香港十一年，一直有感于港人把相思树叫作“台湾相思”；迁来高雄，又惊喜于当地把羊蹄甲叫作“香港樱花”。这么美的芳名，无意间似乎都为我而取，而无论是东望或西眄，这双重的思念都由我的寸心来负担。
十一年来，定居在香港，而不时回台北休假。开始只是每手暑假回来一次，后来频率上升，或为评审，或为颁奖，或为演讲，或为开会，竟而每年多达六七次，“台湾相思”也就不那么浓了。另一面呢，沙田山居日久，红尘与市声，和各种政治的噪音，到我门前，都化成一片无心的松涛。在松涛的净化之下，此心一片明澈，不再像四十多岁时那样自扰于“我是谁”的问题，而渐趋于“松下无人”的悠然自在。但是最后两年，距九七不远，松下又有人了，这个人已然是半个香港人，对于他，紫荆花的开谢不再仅仅是换季。等到接了中山大学之聘，离港有期，那心情，在惆怅之外更添上了凄惶。眼看自己的生命又面临转型期：台北已非十年前的台北、而高雄，对我还是个陌生的城市，至于香港，就我自己而言，至少已经是“大限”将至。
在这本《紫荆赋》里，仍然有六首诗以台湾为主题，其中又以“木屐怀古组曲”三篇最具代表性。这首诗惋惜台湾社会淳朴风气的消逝，并批评工业化后的趋势，也许遥遥开启了我近日所写《拜托，拜托》、《控诉一枝烟囱》、《石器时代》、《推土机》等诗的新方向。《踢踢踏》一篇是我久已不写的分段格律诗，曾经李泰祥谱曲，并因此得到前年金鼎奖的歌词奖。
以香港为主题的诗最多，共为十六首。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大半是早期的，表现了沙田山居的恬静心怀。但是《别门前群松》及《紫荆赋》以后的各首，就加速地喷吐出行期日近的惜别之情。从《东京上空的心情》到《别香港》四首，最能表现当时激动而悲壮的感觉，简直等于病人的放血作用。离港前夕，戴天和蒋芸等文友发起并主办了一个惜别诗会，由我自诵作品十三首、除了一般听众之外，十年因缘结识的许多朋友也都到场。虽然地非霸桥，人未折柳，这样子的送别，对一位诗人来说，却是最有意义的方式，令人难忘。诵诗接近尾声，读到《老来无情》，却不禁五内震动，语音忽然哽阻，难以终篇。
这本集子里颇多组诗，倒是以前较少的现象。例如木屐，就写了三次，雨伞，也写了六种。他如暑意七品、松风六奏，都在此列。看电影《甘地传》，得诗三首。游日本，追述三事。罗门访港，与我存驾车带他去船湾淡水湖的长堤，又去盐灶下对着鹭洲漂水花，次日挥笔立就，赠他小诗两首。他感动之余，也回赠了一首。一赠一答，不但先后引起了陈宁贵与周粲两位先生的评析，更激起非马先生就此主题另写新作的豪兴。我觉得，组诗的好处，在于同一主题可以作面面观，而相关的题材也可以逐一探讨，对于开发题材，不失为一途径。
一位诗人过了中年，很容易陷入江郎才尽的困境。所谓江郎才尽，或许有两种情形：一是技穷，一是材尽。技穷，就是技巧一再重复，变不出新法；材尽，就是题材一再重复，翻不出新意。技穷，就是对文字不再敏感；材尽，就是对生命不再敏感。改变生活的环境，往往可以开发新的题材。自从去年九月定居西子湾以来，自觉新的题材不断向我挑战，要测验我路遥的马力。我相信，在西子湾住上三五年后，南台湾的风土与景物当可一一入我的诗来，下一本诗集的面貌当与这本《紫荆赋》大有不同，但其中必然仍有我怀念香港的作品，以前在吐露港上，常东望而念台湾。现在从西子湾头，倒过来，常西顾而怀香港。从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红砖楼上西顾，我办公室的一排长窗正对着香港，说不出那一片水蓝的汪洋究竟是阻隔了还是连接了我的今昔。生命里注定有海。而不论在彼岸或在此岸，紫荆花，总能印证我眷眷的心情。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西子湾
换位·就位·复位
——《梦与地理·后记》
《梦与地理》是我的第十五本诗集，也是我自香港回台定居后的第一本诗集。
四年又八个月以前，我的临海楼居从吐露港迁来西子湾，写诗的窗口对着的已是另一片海天。这种地理的也是心情的“换位”，对诗人往往是一大考验，甚至一大危机。若是不能调整、适应，可能演成“失位”：也就是说，旧经验失去了，新经验却不能消化为新题材、新艺术。若是调适得当，足见知性未泯，感性未钝，而又综合得体，便能在美丽的新世界“就位”。
《梦与地理》的第一首诗《问烛》（可以称为破题诗），写于来高雄后的一个半月，调适得算快的了，但主题仍为怀旧，还算不上是“就位”。其实从《水平线》到《重回沙田》，本集开始的五六首诗，深深怀念香港，与上一本诗集《紫荆赋》卷末的《老来无情》等四首诗，“隔集”甚至“隔水”呼应，仍是换位的现象。要到《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和《石器时代》，才算勉强就位于台湾。而真正就位于高雄，当始于《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和《控诉一枝烟囱》，那已是来高雄的第四个月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来这天南港都的。迄今得诗近九十首，相当两本诗集的分量。其中有些诗其实还是组诗：母题所纳子题，少则两题，多达十九题。收入这本《梦与地理》的五十多首诗，到一九八八年五月约《听容天圻弹古琴》为止，只是来高雄后前两年半的产量。《听容天圻弹古琴》之前，还有写水果的六首诗：《埔里甘蔗》、《初嚼槟榔》、《安石榴》、《削苹果》、《莲雾》、《南瓜记》原应纳入本集，但因为后来我又写了四首水果诗，也许将来还会写得更多，乃决定留待下集，一并推出。编诗集出书，究竟该按写作时序还是主题来分类，常是两难之境。这一次既然水果的主题成了气候，为了强调我的南部风格，遂另作调整。
《梦与地理》曾获第十五届“国家”文艺奖。当时汪广平先生热心推荐，促劝再三，为了及时自印送审，此集作品的编选有点匆忙，在体例上未尽理想。现在正式交给洪范出版，乃略加调整。把那六首水果诗留给下集，即为一例。
那些水果诗当然颇有南部风味，但纳入此集的若干作品，尤其是《垦丁十九首》，也都不失地区写实的情趣。自从定居高雄以来，我就一心归命做定了南部人，颇令我的台北朋友感到不便，甚至不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台北？我的回答是，不是我离开了台北，而是台北，我认识的那个台北，半辈子消磨其中的台北，离开了我。我去台北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一来是怕见今日的台北，二来是情伤昔日的台北。因为台北变了，台北人也变了，而最可惊最可悲的，是我自己也变了。十六年前在松山机场挥别台北的那个人，我已经不再是他。即使我回去台北，也无法“复位”。一年前，我更告别了厦门街的那条家巷，把一切都搬来了高雄。
另一方面，在《蜀人赠扇记》、《还乡》、《秦俑》等较长的作品里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至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得了的。
媒体日益便利，资讯日益繁多，即使你坐在家里，世界也会来敲你房门，所谓地球村，早已不是纯理论了。哈雷彗星来时，全世界的眼睛都举向这天外过客。冬季奥运也不必真去加拿大观赏，东德选手薇特奔放的舞姿，自然会映上你家的荧光幕。就这么，我得到《欢呼哈雷》、《垦丁的一夜》、《冰上舞者》、《冰上卡门》四首诗。在二十一世纪倒数将至的九十年代，一位作家不妨系根于乡土，定位于民族，但同时也必须把触须伸向全世界。无论如何，文化的自闭症是患不起了。
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尤其是解严以来，台湾的出版界图书愈出愈多，性质念趋多元，而读者愈益分散。《梦与地理》的许多作品选入各种诗选，转载各种报刊，引起各家评论，其频难以列举，只能略述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