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心理研究学者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总是选择那些自己觉得有趣并且重要的课题来研究，（不然岂不是自寻烦恼？）从不强迫自己去做某个特定主题的探索。而关于“目标”的研究，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而已，更像是我30多年来所做的关于道德承诺、品格教育以及人才发展等研究工作的一个巅峰。尤其在此刻，当普遍存在的空虚感已经隐隐成为我们最大的心理隐患的时候，关于“目标”的研究对我来说就有了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在早前的研究里，我曾多次触及“目标”这个概念，但都是模糊的、间接的，好像透过一个镜头有点不大对劲的望远镜在观测。我早期的研究都不是关于“目标”本身的，而现在我明白，在过去很多年里我试图去理解的东西，事实上都是跟“目标”有紧密关联的。我和安·柯比（Anne Colby）做过一个关于“非凡的道德承诺”的研究，我们发现那些心怀崇高目标的人总是满怀喜悦，哪怕要求他们持续地做出自我牺牲。1随后，在和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米哈里·齐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进行的一系列对那些职场上公认的做得很棒的人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优秀的职场人士竟然能够如此清晰地回答诸如“你想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这类问题，这让我深受触动。2他们的心中始终怀有一个崇高的、渴望实现的目标，驱动着他们每天努力向前。这个目标是他们的终极关切，对于他们获取个人成功至关重要——它赋予他们能量；当他们完成阶段性目标的时候，“目标”赋予他们满足感；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目标”又可以帮助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后来，我被邀请去做一些教育类的工作坊，帮助那些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记者在工作中做得更出色。我和同事们发现，这种以培训为目标的工作坊，最有效的开场白就是问他们：“你希望在你的工作当中达成的目标是什么？”3
这项研究工作促使我去调查一下年轻人是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目标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又是从哪里得知的呢？除了那些与职业相关的目标，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可以激励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找不到任何可以投身的目标，结果又会是怎样呢？眼前这本书就是我和学生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之后，对于收获的洞察的初步阐述。4
这是我写给公众读者关于青年发展的第三本书。自1988年开始，几乎每10年我就会写一本这样的书：1988年出版的《有道德的孩子》（The Moral Child），1995年出版的《更高的期望》（Greater Expectations），以及现在的这本。回过头来看，我发现从某种程度来说，这里面的每本书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动摇了美国文化思潮并渗透到学校和大众媒体的“相对主义”道德观，我深感困扰。在《有道德的孩子》这本书中，我举了一个案例说明了核心道德准则的普适性，以及明确的道德教育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性。有相当多的人读了这本书，但对我们的文化实践本身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实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该如何抚育孩子的主张，完全被另一种潮流所主导，这个新的教育思潮质疑传统的道德标准，甚至他们把任何一种标准都视为麻木迟钝的传统主义的残留物。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已经成为抚育小孩的终极目标。父母被建议要避免过度动用自己的权威，或者敦促孩子努力做到优秀，接受挑战，要在道德约束下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免“挫伤”他们“脆弱”（假定是）的孩子。
作为回应，我当时写了一本《更高的期望：克服家庭与学校的纵容文化》。这回，我相信人们真的听进去了（不光是我，还有一些和我持相同观点的社会评论家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听到一些有影响力的教育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谈论有关青少年政策时，也会提到类似“高的标准”以及“品格教育”这样的词。一些状况也真的开始有所改善：青少年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入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年轻人的数量开始快速攀升；大部分所谓“教育专家”不再把“自尊”当作人才发展的最高目标。我相信，这些都是好的发展态势，能够提升促进年轻人幸福感和发展前景的能力。如今，从各方面来看，年轻人都在茁壮成长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也有着它的风险，而且是很严重的。当前最普遍的问题是“空虚感”，当年轻人正要确立个人志向，并努力朝着这些目标前进的时候，空虚感却将年轻人长期困在一种漫无目标的生活状态当中。冷漠、焦虑已经成为现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主导情绪，疏离甚至愤世嫉俗已经取代了年轻人本应该散发的朝气。
这并不是一个依靠过去的解决办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我和其他人所主张的关于“高的标准”的方法，对于这个特定的情况来说，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年轻人面临着必须去生存，去追求成就，去服务他人时，他们会表现得很棒”，这个我至今依然深信不疑的观点，却没能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于什么目标”？或者说“为什么”？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意味着要开始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并寻找答案：我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和被他人寄予厚望的拼搏，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高的目标，让这些努力变得有意义？对我来说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它至关重要？生命中我终极关注的东西是什么？除非我们把这些问题列为和年轻人谈话的核心内容，否则我们能做的真的很有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陷入迷茫、飘忽、自我怀疑和焦虑的处境中无法自拔。当工作、奋斗的过程没有目标感伴随的时候，这些感觉很容易就滋生出来。
青春期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时期，年轻人总是会认真地听取有关如何实现人生抱负以及保持激情与斗志的建议。但是此类的建议，通常只是在他们很有限的一些生活经历（比如毕业典礼或某些仪式性的场合）当中给出的，而且大多数是泛泛而谈，在细节性的实操层面还显得很不足。年轻人想知道的是：在充满了竞争、工作要求和社会责任的现实环境当中，能否找到一些既有价值回报，又有意义感的事情？如何在追求梦想的同时，又不至于“把自己给卖了”，削弱了想要跟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如何能够成为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成员，经营自己的生活，并能给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这些都是年轻人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想清楚了这些问题，就能够更好地做出人生中的重要抉择。
也许他们能够在中学或者大学里找到答案？我也希望事实真的如此。大多数的中学很擅长打造基本的技能，这些年来他们执行工作的能力也一直在进步。大学则擅长让年轻人接触到各种精彩绝妙的想法，并接受文化上的熏陶。所有这些教育的“礼物”极大丰富了学生们的知识以及个人生活，在这上面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是一旦谈到“引领学生走上一条有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路”时，我们的学校就“露短”了。学生们学到的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零碎知识，而学校校友会的人却时不时地鞭策他们去世界闯荡，并且做出一番大事业。如果要在这两点之间建立关联的话，那就是要让学生知道为什么“一个数学公式”或“一堂历史课”对于他想要追寻的梦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往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做得还差得很远。
如果你进到一个比较典型的课堂上，听听老师都在嘱咐学生做些什么，你会听到老师在布置大量的作业、考试规则说明以及一连串的练习题。再听听老师为什么认为学生应该完成这些任务，无非是一大堆狭隘的、功利性的目标，比如可以在班级里“表现优秀”“取得好的成绩”以及“避免失败”。如果那个班级的学生足够幸运的话，老师可能会告诉他们学会一技之长的好处，但你鲜有机会听到（如果有的话）老师和学生讨论，这些目标（哪怕其中任何一个）可能带他们去向的更宏伟的那层“目标”。为什么人们要读诗或写诗？为什么科学家们要做基因断裂？为什么我自己曾经这么努力地想要做一名老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作为一名学者，研究青少年发展和教育的这些年中，我从未见过一个老师有跟他的学生分享“他为什么要进入教育这个行业”。就这点而言，我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家庭或是针对年轻人的媒体节目里听到过关于“付出努力的更深层意义”这方面的对话。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少能引发年轻人思考与关注“工作的目标”和“个人意义”，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期待他们可以在将来所从事的工作上面找到意义感呢？
我的研究以及这本书本身，也是有目标的：用一些实例来证明“目标”对于青少年发展的头等重要性。我希望向所有关注年轻人的人，无论是家长、教育工作者、科学家、青年发展领域的专家还是一般的社会公民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总有一天要成为继任者，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对“目标”的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在心理学领域，先前也有一些关于“年轻人的目标”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不如预期的多）。里克·沃伦（Rick Warren）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从宗教的视角引起了人们对于“目标”这个概念的广泛关注。新兴的积极心理学领域也一直将关注的热点聚焦于“目标”所带来的益处。5但在我们努力想要为年轻人做点建设性工作的时候会发现，“目标”仍然是个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工具。尽管在大众媒体和其他某些渠道常见到关于“目标”的各种讨论，但是在人文科学方面，在大多数的家庭里，特别是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学校当中（换句话说，在所有试图理解年轻人，以更好地促进他们健康发展的地方），“目标”依然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威廉·戴蒙
2008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