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著述非常多，所涵盖的题材也相当宽广；研究梁氏的相关著作，从20世纪10年代到现在一直没断过，但有一个面向是至今尚未充分探索的，那就是他的经济论述。原因很简单：
文史学界的研究者，对这个面向有专业上的隔阂，而经济学家投入思想史研究的人很少，就算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这个题材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本章第1.1节析述梁（本书为了方便叙述，以下将“梁启超”简称为“梁”；其他人名作相同处理——编注）所发表过的经济论述，第1.2节解说与梁启超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及目前学界对梁的经济论述，有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参阅。第1.3节说明本书的写作方法，并摘述各章的主要结构与内容。
1.1论述表析
北京中华书局在1989年重印《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编注），内分文集（5册，文集1-45）和专集（7册，专集1-104）；文集以单篇文章为主，专集以小册子、小著、专题研究为主。这套《合集》原先是由林志钧在1932年编辑的，并没有包括梁的所有著作，例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在1983年出版的《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页124-127）中的一些文章就未收到《合集》内；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也指出了这个现象（尤以页14-17的说明最详细）。大体而言，这套《合集》已收录梁的主要经济论述和观点。
在这套《合集》重印10年之后，北京出版社以此为底本，由张品兴主编重新编排为10册，内有21卷共6303页，称为《梁启超全集》（1999，以下简称《全集》——编注）。依据“编辑说明”，这套《全集》是以“文章（著作）为主，按年代为序，重新编辑而成”。
新增加的部分，“还搜集了梁启超的大量书信，分编为社交书信、家书两卷，补入本书。但梁氏书信数量浩大，遗漏仍在所难免”。此外，“本书将原文的句读，一律改为现在通行的新式标点”。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各卷的目次编排有个优点，就是把梁的长篇幅文章和书本型的著作，都标出章节的目次与页码，可一目了然其内容与相对应的位置。
但目录的排版有三个缺点：（1）体例不一，除了页12、13、18、23之外，都未标明各篇发表的年代，若有年代就方便明确多了。（2）各篇文章和各本专著之间，在目次上没有明显的区隔；其实只要空一行或用粗体字区别，就可以避免此项困扰。（3）编排上也未必都以年代为准，例如第11卷是“墨子学案”，其中的《子墨子学说》是1904年所作，《墨经校释》是1920年，两者间隔甚久，却放在同一卷内。
此外，有好几篇文章的年代错误，或前后年序颠倒编排。笔者另有一项建议：梁各篇文章的原发表刊物，学界大致已查明，若能在目录或在文章的首页注明，对读者也是一大服务。
夏晓虹的《十年一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序》（2004），详细说明她如何以10年时间搜集《饮冰室合集》所遗漏的文章。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005）约40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10月13日至16日，在天津召开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古籍出版社在会议时，发布出版《梁启超全集》（以下简称新《全集》——编注）的计划。依照新闻稿的内容，这套新《全集》预计有30卷，共约1400万字，涵盖的内容分9大类：政论、学术著作、演讲谈话、函电、小说、诗词、译文、序跋、未刊稿。新闻发布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至于新《全集》的出版时间则尚未确定，有人说三五年之后，也有人说约需10年。
我对梁的经济论述研究，远在《全集》出版之前，所以本书中引用的页码也都以《合集》为据——这个版本虽然较旧，但还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也最被广泛引用的底本。
梁第一篇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是在1896年（24岁）发表的，最后一篇是1926年（54岁，逝前3年）。这67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较集中的是在1904年（32岁）和1915年（43岁，卸任币制局总裁后翌年）之间。在一年当中写最多篇的是1910年（38岁），共计30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哪些题材最关切？可以看出前三者是币制改革问题（19篇）、财税与预算问题（17篇）、内外债问题（12篇）。有几项细节需要说明：
（1） 第24、55两篇未收入《合集》，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了，都以67篇来计算。第6、10两篇不是收在文集内，而是印在专集内，可以算成单独的两篇。同样地， 第12、13两篇也未收入文集内，但因为内容未在其他文章内重复过，所以也就算成两篇单独的文章。
（2）这67篇经济论述有长有短，有大论说文也有应酬式的讲演稿（如52-54，66-68），各篇的重要性不一。
（3）有一篇长文《杂答某报》并未收入《合集》内。此文原刊在《新民丛报》第84-86号（1906年8-9月）3期连载，内容分5节，其中与经济问题相干的只有第5节“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内容是反对孙文和《民报》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李国俊（1986：15）也证实这篇重要的文章在《合集》内漏收了。
（4）同样地，《新民丛报》第90-92号有一篇长文《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此文的前两节已收入文集18：1-55，但第3节却漏收了。
（5）梁屡次提到他写了一本百万言的书稿《财政原论》，但查遍各项文献都未能确知此稿下落。
（6）可以看到，梁的经济论述除了6篇之外，都已收在文集内。我征引这些文章的方式，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都是文集的页码，例如“2：34”表示可以在文集2的第34页找到所引用的文字。若原文未收入《合集》内（如上述的《杂答某报》），在引述此文时就会指明这是从《新民丛报》第几号第几页引述来的。
未列入三项与经济论述较间接相关的著作：《王荆公》（1908）、《管子传》（1909）、《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前两者后来辑入《中国六大政治家》，《先秦政治思想史》曾以不同形式的单行本发行过许多次。梁有不少涉及古代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议论，在这三本书内都有相当的发挥。这三本未列入的原因很简单：（1）都是专著型的长篇论述，而非报刊类的短论。（2）这些经济论述，基本上是夹在具有更宽广意义的政治论述里，大都是对应着某个具体的经济议题（如货币或财政）。（3）都与清末民初的经济问题相关，而这三本则以先秦、宋代为主，在性质上需要分开来处理。
1.2研究文献
几乎每项研究梁启超的文献，都会提到几本重要的书，以英文书为例，Levenson（1970）、Chang（1971）、Huang（1972）、Tang（1996）；在中文书方面，有张朋园（1964、1978）、黄克武（1994），等等，这些著作以及一些在大陆出版的梁启超传记，在各图书馆都很容易找到[例如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1993），以及罗检秋《新会梁氏》（1999）所附的相关书目]。日本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请参见狭间直树编著的文集（1999）：内有13篇论文和两项附录，索引做得很好，各篇论文内所引用的相关文献也相当完整。一方面这些书大家都已熟知，在此不拟赘述；另一方面，这些著作所处理的题材，和经济问题相交集的部分很少，笔者再思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评述或说明相关性。
若要详查梁的著作，有两项较完整的文献辑录可以交互参照。一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在1983年出版的《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在梁的部分有：（1）编年著作细目，包括原文刊在何处，之后收入何书；（2）与他相关的传记著作；（3）对他的评论：
他的生平、哲学、史学、经济思想等共8项；（4）他所办过的报刊，起讫年份、地点，等等；（5）依书名和篇名排序的索引。这项目录虽然有缺漏错误之处，但大体而言，1983年之前在大陆出版的相关研究，大抵已都网罗。
另一本是由李国俊编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李国俊编的这本目录有几项优点：（1）各篇文章的年月日考证清楚，（2）标示各篇原刊载的刊物名称、卷期次与页码，（3）对较特殊的文章都附有背景解说。整体而言，这本《梁启超著述系年》比《馆藏康有为、梁启超数据目录》完整，考证得更详细，是相当有用的工具书。此外，此书的前言和编辑凡例，把梁启超著作集的各种版本，都对比得清晰易懂，也把其中复杂的变动交代得相当明白。这本《梁启超著述系年》也有个缺点：虽依年月排序但没有索引，若只知篇名而不知年月，就很难查索；马场将三的《<；梁启超著述系年>；索引》（1997）依音序排列，解决了这个问题。
周维亮的《畅梁启超治学系年》（1999），是他86岁时的著作，但并未参照李国俊编的《梁启超著述系年》。
还有两项数据库可查询。一是由北京大学未名文化公司1998年1月制作发行的《梁启超专集》光盘，内容是“梁启超著述及研究文献全文光盘”，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著名学者光盘数据库”的系列之一；内含2679笔可检索的文章，有梁自己的著作，也有研究梁的二手文献。依其所附的说明：“该套光盘共收录梁启超先生一生著述、书信、演讲及各时期研究文献3000余篇，3000多万字，及各时期照片文献。同时配备完善的检索系统，对所有文章可进行全文检索。读者还可通过篇名、文章任意词、关键词、著者、涉及者、分类、文献出处、出版者等十几个方面，快速检索到每篇文章，并随时下载、打印。”这项光盘内共有6笔研究梁启超经济思想的文献（有全文可供打印）：姜春明《试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63），叶世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80），曾桂蝉《梁启超金融学说简介》（1983），钟珍维、万发云《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84），胡太昌《梁启超外资外债思想评述》（1986），郭汉民《梁启超利用外资思想述论》（1989）。
第二项数据库，是《中国期刊网：文史哲专辑》（1994年起）。
进入“中国期刊网”之后，选用“高级检索”，然后选“关键词”。
用“梁启超”和“经济”或“梁启超”和“外债”、“财政”等项目搜寻。以2004年5月底为例，有些得到三四篇文献，有些更少。整体而言，目前的搜寻成果还有限，但日后会随着时间而改善。
在台湾地区只有李宇平的《试论梁启超的反通货膨胀言论》（1991）。日文方面的相关著作也很少，目前只有两篇：森时彦《清末知识界对西欧经济学说的接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1998），森时彦《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2001）。
暂且不谈这些作者所采取的不同分析角度，以及所着重的面向和论点，就知道梁的复杂经济论述，必然还有待较全面性的析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述的几篇专题性论文，在选材的格局与范围上都比较窄，尚未能触及梁氏经济论述的几项重要题材。例如，梁对币制改革、财政与预算制度、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和土地国有论都写过相当多文章，这些是他非常在意，而且和当时知识界与政界有过激烈争辩的议题，但目前都尚未见到相关的析述。
还有一种形式是在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书内，有一章或一节以梁的经济论述为分析对象。这类著作也不多，暂举两项显例：一是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1982）的第13章“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页286-313）。二是侯厚吉与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1984） 第3册第3章第2节“梁启超的经济思想”（页277-356）。胡的篇幅较短，手法较轻快，是全面性的概观。相对地，侯与吴的分析既有全面性的观照，也针对几项主题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对比，值得稍加评述。以下试述他们所着重的题材与论点，以及他们是从哪些角度来理解梁的经济观点。
侯与吴分七小节处理这个大问题。首先是把梁的历史地位界定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学术思想的传播者梁启超”。这是第1小节（页277-288）的名称，主要内容是介绍梁的生平，以及思想取向的基本态度。这当然是梁的诸多复杂面之一，但若梁有一个重要的面向是他们未彰显出来的：梁对货币政策与税制改良的深度关切，都是从中国经济政策的角度，来析述各种学说与不同政策的优劣，这应该和“宣传家”的帽子无涉。我们只要看梁曾短暂出任币制局总裁（民国3年，1914）以及财政总长（民国6年，1917），就可以知道他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也有与众不同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