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4实际预算
第3.2节析述梁所试拟的政府预算，分岁入与岁出篇。他所列举的各种项目与额度，其实只要和、相对照，就可以知道理想与实际的差距。产生这些误差的原因大致有两项：（1）梁的乐观态度与对各项经费的主观认知（例如陆军之编制大小与总经费）；（2）民初的政治军事情势，反而要比清末动荡；梁所试拟的预算是给承平建设时期用的，自然会和民初的实际状况很有差距。单是这第（2）项原因，就足以否决梁在1912年所试拟的预算。
3.5财政总长
梁对中国的财政问题素来用心，对诸项弊端也有众多批评，对国家各级业务之预算亦曾亲手试编。以他在政治上之号召力，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对财政问题的深入理解，段祺瑞内阁在1917年7月邀他担任财政总长确实是一步好棋。以下的数据可以显示梁任此职时，在财政问题方面所遇到的实际困难；由此也可稍知梁在主政后，对自己从前所写的诸项财政评议，应有深刻的感触。
1917年11月上旬，梁为请示财政支绌办法呈总统、总揆文：
“窃数月以来，军费骤增，财政深受影响，上月本部提议中央十个月概算，勉强支配，收支尚能适合。近则支出日有增加，中央开支已属不敷，乃各省复以军队增加之故，非请截留解部款，即请中央拨款接济，……若再将中央款项截留不解，则财政何由整理，中央何以支持？……国家财力只有此数，各省截留之款愈多，则中央收入之款愈少。目前缓付赔款，既未成议，交还关余，亦难如期，而工赈之款浩繁，短期外债应付均尚丝毫无着，不求救济之方，将有难支之。仰屋兴嗟，旁皇无策，谨将各省截留中央款项及请中央拨给之款，并各省增加军费数目分别开单，呈请鉴核，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钧裁。”
11月中旬密呈总统、总理：“谨密呈陈者：启超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辁，深惧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兹将财政困难情形，为我大总统、总理沥陈之。窃启超遭逢时会，备位阁员，忝掌财政。就职之时，适值复辟政变之后，举凡军队之收束，金融之整顿，以及其他庶政之善后，在在需款。加以各省解款，或早透支，或久亏短，而请款者方兴未已，中央军政费出入相抵所短甚巨。启超惄焉忧之，以为目前财政之患，在于入不敷出，救济之术，即在量入为出。……困难亦实达极点，……以启超私意言之，将来欲筹有救济之方，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用费内容，令出法随，庶可以收指臂之效。为补牢之计，舍此殆无他途希望，启超则自非引辞不可。……即请迅简贤能，尽日内接替，俾免贻误大局，于国于私，两蒙厚赐。谨披沥上陈，伏乞鉴察。”（以上两段出自《年谱长编》，页534-537）
从这两段恳切沉痛的表白，可以知道梁的最大困扰来自军方：各地军费扩增过大，无余款可上缴中央，而梁与军界的渊源不深，深感无力扭转劣势而请辞。民国初年的财政，承续清末的脆弱底子，再加上各地军阀割据、相互争战，财政状况必然困窘。以下用两项统计数字来说明此事：（1）民初中央与各省之间争夺财源的状况，（2）历年军事开支所占的比例。看了和之后，就更能体会梁的困难与处境。
倡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源有限，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缴款给中央，民国成立后的初期，各省形同独立，应给中央的解款中断。袁世凯主政后，中央势力集中，各省解款稍复，但中央的财源仍捉襟见肘。1916年各地军阀对峙，中央的权力衰退，各省的解款意愿又出现顽抗。从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央政府能派款的省数最多是16省（1917），1919-1921年更是只能控制两三个省份。再来看各省真正的解款额：最高的是1915年，12省总共上解了54％的派款额；1918-1921年这项解款已完全停顿（为0）。另一项反映中央权力递减的指标，是各省的派款额逐年递减：1913年有32419千元，到了1921年几乎只剩十分之一：3660千元。
中的“拨款数额”，其实是各省应向中央缴解，但并未执行而存留在各地运用的款项，这种变相的截留，美其名为“中央拨款”。这项拨款额逐年提升，正可突显出解款额的执行成果逐年低落。梁在这种状态下任财政总长，当然困难重重。再来看军费支出的比重。1912-1922年各地军阀的争战不下百次，显示：1917年梁任财政总长时，军费支出在37％-44％。单从这项数字就可以理解梁所说的：“惟有以军界尊宿，或与军界密切能指挥之人掌理财政，取其能洞悉军事费用内容，……舍此殆无他途希望，……”
以梁的才干和他在政治圈的影响力，都还有这么严重的挫折感，这应当是环境结构性的困难，而非个人因素。这一点可以从贾士毅（1967：47-54）的说法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的书了解到当时环境的复杂性：1912-1927年总共更换过33位财政总长。梁的任期虽然只有4个月，但还不是最短的——张勋复辟时的张镇芳，以及黎元洪总统时期的罗文干，都仅任职十多天；黄郛摄政时期的王正廷在职23天。
3.6局限与评价
从实际政治作为的角度来看，梁也有他的局限。根据惠隐的观察：“任公莅部，即命设一财政讨论会，部中高级员司，均为会员；并于部外聘请对于财政研究有素者数人参加。一似今日大权在握，可施展其抱负然！不料到任多时，一筹莫展。直不如一泛泛理财家，用熟识之情形按部就班。任公则挟书生之见，动辄乖舛；新法既窒碍难行，旧例又诸多未习，登台以来，毫无成绩可言。乃知空论与实行，截然为二。……前任财长与京师金融界素有联络，商借零星小款，尚可以聊应急需，勉强度日。任公本是一介书生，与金融家格格不相入。财部权力所及，只有一中国银行；虽到任后将陈锦涛所用之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副总裁俞凤韶撤职，另易亲信。孰知该行金库，亦空空如也。所发行之钞票，久不兑现，市面上仅以六折使用，诚自救之不暇，乌有余款，以资浥注。……妙手空空，而日坐此针毡，非任公所堪，不及半年废然求退，宜也。”（夏晓虹，1997：255-257）
再来看周善培的评语：“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他在司法总长任内，没有作过一件受舆论称颂的事；在财政总长任内，却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他既无办法、又无魄力。……任公财政部下台之后，我常常举出以上这段谈话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他只有长叹一声来答复我。‘……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他愤然地答复我：‘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我笑着答道：‘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他最后也只有拿长叹一声来答复我了。袁死后，我劝他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财政部下台后，不待我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夏晓虹，1997：159-161）综观梁对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诸项建言，以及他对清末预算制度的诸多批评，很可以看出他对这两项主题（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深切关注。从他的论述里，我们看到他时常有过度乐观的倾向，也有不少可说是不切实际的估算与计划。他对清末的财政行政效率，以及预算编列方面的缺失，一直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然而，民国6年担任财政总长时，才切身体会财政制度的缺失以及预算编列上的困难，甚至比清末的情况还更复杂棘手。
梁对清末财政与预算的批评，属于海外政评性的文章，是个人意见的发挥，不应视之为深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整体配套性政策建议；所以有时会出现顾东不顾西，内在逻辑不完整或甚至相冲突的状况。再说，他所提议的各项方案也无多少学理基础，甚至可以说是“随意”性的。对后世的研究者而言，很难把这种政论式的财经言论，纳入一个学理性的架构，分析成首尾相连贯的深度性文章，反而常常会因为材料的特殊性质，而被限制在“解说”性的层次上。更一般性地说，梁的经济论述大都有此特性，研究者不易深入探研，也不易条理化或概念化或学说化，但又不能忽略梁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议论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项两难，也是一项困扰。
3.7附论：中国的财政学
1915年12月号的《大中华》杂志，刊载《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1915，33：90-94）这篇四页不到的短文，原因是：“仆即将赴美，无以应《大中华》阅者诸君之求，良用歉然，爰取旧作若干，付大中华社刊之。”这大概是取自他的未刊书稿《财政原论》（1910，见本章首页的解说），文分三节：（1）“财政学所以发达极迟之故”，梁用一页一整段分六点说明其原因；（2）“中国古代之财政学说”，以两整页的篇幅说明先秦诸子的财政观与课税论；（3）“秦汉以后之财政学说”，以一整段半页的篇幅论说秦汉以后除了《盐铁论》外，谈论“关于财政者虽不少，要不足以成为学说”。以下略述他的论点。
财政学影响社会全体之厉害，而“我国则至今尚无一人‘列为学官’焉”，原因是：（1）“古代学者侈谈道义而耻言功利，故凡属以货财为主体之学问，不喜治之……”；（2）“古代历史争乱相续，人民罕得安堵以从事生产，……其间无复秩序规则足资披讨……”；（3）“民业简单专务农本，……故国家之取诸民者亦专注此一途，无甚奥衍繁赜之学理，……”；（4）“币制未确立，……国家财政无从得正确之会计，缘此而所研究之对象无所附丽……”；（5）“国家之观念未能确定……在此等国家之下，财政实无研究之价值……”；（6）“交通之利未开，故国家之职务不繁，……财政之大问题无自发生，斯学之所以不昌，……”
在两页篇幅内所综述的先秦财政学说，梁对比了下列事项：（1）墨子以“节用为理财之不二法门”；（2）“许行之徒……而误以君主之财用与国家之财用并为一谈者也”；（3）儒家孟子、荀子主张单税论（土地税）；（4）法家持干涉论，“以盐铁归国家专卖，而尽蠲一切租税，专恃此为供给政费之一大财源”。（33：92-93）他的结论是：
“自秦汉以后，斯学中绝，惟《盐铁论》一书十余万言，其争辩财政政策之得失甚悉。……自兹以往愈式微，……然皆摭拾小节，不足以成学理也。……自余历代章奏及私家著述，其片辞单义关于财政者虽不少，要不足以成为学说，虽谓我国财政学说自秦汉后而中绝可也。其所以中绝之故，虽不敢具为武断，大率不出于前所举六因者近是也。”
在这简要的四页内，梁非常有效率地综述了先秦财政学说的特色，以及秦汉以后财政学说中绝之因。以今日中国财政思想史的知识看来，他的论断基本上成立，而且也抓住了大多数的特质，是一针见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