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用意是说：
中国的外交策略，不必联俄拒英，也不必联英拒俄，这些国家各自有利益打算，“非有爱于我也”。以海关加税的事来说，中国政府应独立决策，否则与殖民地何异。梁认为关税本是国内行政之一环，有主权的国家应有独立的关税权，即使偶用外人，任免权仍应在我手中。尤其中国海关岁入几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要整理国家财政，更应将关税权回收。
然而，当清政府在1906年4月下令，要把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时，梁却反对此事，理由是：此事于理宜行，于时势则不可行。（19：68）
为何清廷会有这项突兀的举动？这是长期受到不平等待遇心结的反应，也是因为主管机关变动后，在政治作为上不协调的结果。中国海关虽由外人主导，但形式上从1861年起就属于总理衙门统辖。
1901年“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海关也跟着改属此部。1906年清廷成立税务处，把原属于外交部门的海关统辖权，改隶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处。1906年4月16日，清廷给海关总税务司一项札文，内称：“户部尚书铁良着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郎唐绍仪着派充会办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这对各国政府确实是一项大震撼，但清廷有此动作并非毫无前兆：从1904年3月起，清廷就开始限制、削弱海关的权限（刚成立的商部接管了海关的商标注册权）；同年9月接管由海关主办了30年的“国际博览会”中国的展出权；1905年10月伍廷芳上奏建议收回治外法权。
梁在《关税权问题》内，先说明中国海关的沿革变迁：在五口通商之前，进出口额不大，政府任由行商随意征收。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由驻扎通商口岸的各国领事征收；1851年之后中国政府收回此项权利，但既无经验又无效率，因而怨声载道，终与各国协议，通商口岸税务司以欧美人充任，时为1854年。因英国占华对外贸易之大半，故历来皆以英人主持。自1854年之后设总税务司，中国政府已无权过问。梁总结这50多年海关史的变迁：“而所以致此者，实缘我前此着着放弃权利，倒太阿而授人以柄，……此前此所造之恶因，而今日受其恶果，无可逃避者也。”（19：70）海关总税分司的人员编制，在1899年时已膨胀至将近6000人，其中欧美人居高位者有60余人。如今朝廷突然下令将华洋人员统归节制，此项耸动之举必引人疑虑其背后动机：不知中国是否日后不再屡行前此所订的诸项通商条约，或是进一步要把海关税率订定权收回。梁认为中国政府在未说明动机的情况下骤然有此变动，可谓“不度德、不量力”（19：73）。因为中国的外债大都以海关税收作保，“而我国政府于事前未尝一采列国之同意，而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行之，其勇气固可敬，而勇而无谋，则亦可惊也。吾至今犹未能知政府目的之何在”（19：73）。他认为这种孟浪举动，必召猜忌于强邻，若列强反弹，中国政府必然失败。但若要收回成命，则大损政府威信，所以梁提议六项主张（19：74-75，在此不细引），目的在于重新界定各国对中国海关的权限，希望因此能“稍挽此次之失体”，也希望能因而“庶可以减杀总税务司之势力，而盖朝廷谕旨无效之羞”（19：74）。梁所提议的六点是否可行，他自己也无把握，但若能行一两项，也可以因而稍自解嘲。此事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梁所料：“此文撰成方付印，得最近电报，知各国干涉，已不幸不言中矣。”（19：76）
事实上各国的反应并不相同，即使干涉也未必如梁文中所隐含的那么严重。铁良和唐绍仪在这道谕旨颁布的第四天，才召见总税务司的关键人物赫德。赫德认为此谕的实质改变有限：“除了向外务部报告工作以外，还必须向他们（即新成立的税务处）汇报工作，或许在一些事情上，不向外务部而向他们汇报，但其他一如既往。”（陈诗启，1993：494）虽然海关内部与各国的反应强烈，但处于龙头地位的英国官方反应竟然如此平淡。
这道谕旨只是设置了两位税务大臣，并未设立新的财政机构，但政治意义却很明显：海关总税务司过去参与了中国和各国使节之间的往来与关系，也介入了中国向列强借款的事项；从今而后，总税务司只是中国税务处之下的机构，与外务部无涉，因而不得再干预外交事务。赫德的地位以及他和清廷的关系，自此急转直下。两年后，1908年4月税务处宣布设立税务学堂，培养本国的高级税务人员以取代洋员，追求海关自主。然而限于中英协议，以及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所以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人担任，对中国的政局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年，梁另在《新民丛报》写了两篇文章（第85号与第86号，未收入文集内），析论中日改约的关税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日双方协议：在约满十年之后，双方在六个月之内皆可提议修改条文。日本华商在1906年电请中国外务部提议改约，内容大致有三项议题：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国定关税税率。此三项中，领事裁判权牵涉甚广，非与日本所能分别议定；而国定税率问题，必然引起列强反对，非中国主观意志所能行。所以梁把目标放在较有谈判可能性的最惠国条款上。
最惠国条款的基本意义是：甲乙两国订约时，其中一国若与第三国丙另有定约，则所许予第三国丙之利益，甲乙两国亦应相互许与。
这种最惠国条款有相互的（双方明文签订），也有片面的（甲国许乙国，而乙国未明文许甲国）。梁列举中国与列强所订的条约中，与最惠国条款相关者，都是属于片面性的：中国许与他国之利益，诸国一体均沾，而列强之间互许之利益，则未明言中国是否适用。梁写此文的用意是：今届改约之期，可就此事提议力争，或许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日本近今政策常刻意欲与我交欢，我若提此议而坚持焉，其必不以此区区者伤我，……此又可据情理而信之者也。故吾曰非漫无把握而云然也”（86：47）。
梁认为最惠国条款是中国政府所能争者，而所不能争者，是他在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协定税率。海关税率大约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国定税率（由主国自定），二是协定税率（对甲国为甲种之协定，对乙国为乙种之协定）。此事起因于日本新颁税则，载明诸国之协定税则，但中国不在此列。中国驻日公使电请政府转告日本政府，请将税额改为各国一律，以示平等对待。
梁有几项主要理由反对此事。（1）他对比十二项货品的旧税和新税，大致说来新税比旧税最低增加了一倍，也有增四五倍者。这是与日本通商的各国所共苦，非专为苛征华商而设；若以此点要求日方必无效果，反易被认为中方对此问题理解不足。（2）日本实行这项国定税率，是几经血汗和欧美列强争议之后才获得，现在才刚要通体施行，必定不会因中国的抗议而改动，中方的抗议必然无效。（3）日本所课重税之物，有好几项是中国出口货的大宗，但课税对象是以商品为客体，而非特定针对某国。中国若抗议，日本可答曰此非专对贵国而设；这是暗亏，难以具体抗议。梁久居日本，尤其留意这些与外务相关的经济谈判，上述三项理由甚有见地。
以上两篇是属于时事评论性的短文，或许《饮冰室文集》的编者认为重要性不高而未收入。中日双方协议税率是一件具体的谈判事件，可申述之处不多，但最惠国条款则有再论述之处。现在有一些文献在研究晚清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但立场上大多偏向谴责性的角度：片面的、无条件的、概括性的、滥用的、伤害性的。王国平（1997）从比较冷静均衡的观点，认为一般人认为清政府是不加抗争地就轻易让出最惠国待遇，这种全盘负面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其实清政府的立场会因优惠内容的不同而异。一般说来，决策时较着重政治效果而轻忽经济效应，但这种经济上的伤害在程度上并不如印象中的严重。其次，中国和列强所订的条约中，并不完全是片面性的最惠国待遇，也有一些是双方互惠性的。这项题材在过去的研究中，时常流露出民族情绪，现在应该要冷静地重新审视个案，评估它们对中国的利益与伤害，在哪些事项上产生过哪些不同的冲击，才能得出较公允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