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奖励生产
梁对这个议题的基本主张，还是以欧洲的学说作为切入点：“凡善言经济者，未有不首以生产为务者也。昧于经济学理者，往往以金银与富力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积之而壅其出。欧洲前代诸国，蹈此覆辙者，不知凡几也。”（页53）欧洲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有一阵子把金银视等同于国家财富。这种想法并非愚昧，因为金银确是可以从外国购入实物。但他们也很快就理解到，若要长期赚入金银，基本上还是要靠本国产业的竞争优势，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早就能确定此点。
梁接着说：“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故管子之政策，惟藉金银以为操纵百货之具，而不肯牺牲国力以徇金银。其最要者，则使全国之民，皆为生产者而已。”（页53）只要提一点，就可以说明欧洲人也深知此原理。斯密的《国富论》首章，申论分工对生产力的重要性，生产力提高后，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自然能保持，才能据以增加“国富”。斯密或欧洲人从未蒙昧地说要进口金银以增加财富，因为他们都清晰地知晓，在没有增进生产力的状况下，若只是增加金银（货币供给量），唯一的后果就是国内物价提升。这反而会减降本国产品在国外的优势，到头来金银还会倒流出国外，去买国外较廉价的产品，这就是大卫·休谟有名的“黄金流量调整机能学说”（specie-flow mechanism）。梁对欧洲重金主义的评论未免偏颇，也过度赞扬管子的真知灼见。
另一项偏颇，是批评斯密的“非”国家论：“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然代大匠斲。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当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厉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页53-54）
第8.2节已解说过：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是针对国家干预式的重商主义所产生之弊病，梁不解此点，以及两国在时代背景上的差异，硬以自己的主张与喜好去批评斯密。梁所主张的，是应由家长来集中生产资源与分配食物，反对子女各凭才性往外各自发展。欧洲人早已经历过梁所主张的那个阶段，进入尊重个人才华发展的时期；梁以清末弱国的心态，挟着管子的主张，批评处于经济霸权阶段的英国经济政策不当。斯密的政策不适用于清末中国，这是事实，而斯密也从未曾主张中国应采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梁又何必苦苦批评？
梁在此节中，大量引述《小问》《五辅》《牧民》《立政》《八观》诸篇的段落，来说明管子多么注重奖励生产政策。这些引句在梁的书中和《管子》内可轻易查到，不赘引。他从这些段落里得出几个感想：“（1）管子非如极端之重农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独一无二之职业，宁牺牲他业以行过度之保护者也。（2）通管子全书，其言奖励工业者，不可枚举，而商业又其所最重也。……盖管子未尝轻商也。（3）而其政策在以商业操纵天下，故不欲使私人得专其利，此实管子一种奇异之政策，而与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4）管子言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可谓名言。商业为社会所不可缺，然不能谓之为生产事业；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也。此义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页56-57）
前两点我完全同意，对第三点的前半段也同意，现代读者大概很难完全同意此点的下半段。较可争辩的是第四点：商业是非生产性的吗？现代的国民所得账户里，服务业和商业的比重已远超过农业，但清末经济的状况，或许和管子所说的情形类近，所以不应对梁的这个论点苛责。他最后说，“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
我们现在知道斯密其实无误，但还不知道这位近儒是谁，是根据什么事实下此判断。
前引的《西洋经济学者及其名著辞典》（页728-729）告诉我们，菲里坡维治（Eugen Philippovic，1858-1917）是奥地利经济学者，1893年从德国回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学及财政学，他的代表作是《经济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1899-1907，两卷）。此书的特色是“它不似古典的著作，以产业部门分别经济政策（如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交通政策等），而分经济政策为组织政策、生产政策、所得政策三大部门，用以分析这些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又，本书对于过去经济政策的各种研究成果，都有极公平的介绍，而且折中抽象方法与具体方法；曾在学术界博得极高的评价”。我手边无此书可查，但根据这项介绍，作者已注意到组织、生产、所得三大政策，且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都有极公平的介绍”，他真的会认为“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吗？我无法证实此点，只知道梁看过此书的日译本，至于他对此书的理解程度则尚难判断。
8.4均节消费
梁在此节的主旨，是主张崇俭抑奢：“有生产必有消费，无消费则生产亦不能以发达；……然消费贵与国民富力相应，宜量费其所赢，而毋耗其母财；此勤俭贮蓄主义所以为可尊也。管子书中，多为强本抑末之言，非有恶于末业也，恶其长奢侈之风，而将为国民病也。故于崇俭之旨，三致意焉！”（页57）读者必问：《管子》内不是有《侈靡》篇吗？篇中不是有“莫善于侈靡”的说法吗？要如何解说这个明显的矛盾？有些注释《管子》的学者认为，此篇文字内容凌乱，所记甚为繁复，不能自成章段，可能是后儒拟古之伪作。
暂且不论这项争议，而把问题转到较中性的辩论上：侈靡对经济增长真的有利吗？节俭真的重要吗？梁的看法是：“畴昔之论者，或以为民俗奢则所需之物品多，而生产之业，缘此得以发达，若人人啬于用财，则贫者无所资以赡其生；于是有奢非恶德之说起焉！殊不知奢俗一行，则一国之财，宜以为生产之资本者，将挥霍而无所余；资本涸，则产业未有能兴者也。……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挹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虽然，奢与俭无定形，必比例而始见；夫所入二百金而费及百金焉，则为奢矣！所入万金而仅费百金焉，则不为俭而为吝矣！奢固害母财，而吝非所以劝民业也。”（页59）
这是个重要的议题，梁只用两页不到的篇幅解说；他论述得很好，既中肯又准确。前两节提过，梁对斯密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并不赞同，我们现在拿斯密的见解与严复的译案，来和梁的奢俭观相对比，当可看出斯密与严复对这个议题的理解，要比梁开阔深刻。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3章内，论及俭约与浪费这两件事，在个人与国家所产生的效果。严复在译《原富》时对此写了三段案语（分布在《人人文库版》页336-341），大意如下：
（1）“俭，美德也，而流俗固薄之”，这是大家熟知的话，严复说节俭的意义是：“道家以俭为宝，岂不然哉！乃今日时务之士，反恶其说而讥排之，吾不知其所据之何理也。斯密言，俭者，群之父母。虽然，但俭不足以当之也。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页339）
（2）有些奢侈是无必要的，有些则是必要的：“或又云，奢实自损，而有裨民业，此目论也。奢者之所裨，裨于受惠之数家而已。至于合一群而论之，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虽然，一家之用财，欲立之程，谓必如是而后于群为无损，则至难定也。于此国为小费者，于彼可为穷奢。法之巴斯獭，英之耶方斯，皆论之矣。大抵国于天地，耗民财以养不生利之功者，盖亦有所不得已。奇技淫巧、峻宇雕墙、恒舞酣歌、服妖妇饰，此可已者也。而兵刑之设，官师之隶，则不可无者也。使其无之，将长乱而所丧滋多。……虽然，兵刑官师之必不可废，固也。”（页339-340）
（3）然而，单是靠小民俭约也无济于事，以俄国为例：“当同治之世，俄罗斯贫乏特甚。小民之所勤积，每不敌贵人富贾之所虚糜亏折者，故其时母财耗而外债日增；然则斯密氏所云，亦有不尽然者矣。”（页341）主要是因为俄国的农民与贵族之间，有相当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所以严复认为“徒俭菲不足以救之也”（页337）：勤俭虽然重要，但若国家的社会结构、经费支出结构不妥当，再多的俭约也会被用到无效益之处（另见页78有类似的案语）。
从斯密的原文和严复的译案看来，他们对“奢俭辩”的理解，大致已能掌握到凯恩斯经济学所说的“俭约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而这是梁在此节内并未洞见到的。
8.5调剂分配
此节的议题是《管子》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也就是所谓的“轻重术”。梁用15页的篇幅（页59-73），大量抄录原文并作详细解说，我们先看梁的见解。“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页59）
《管子》有什么好药方呢？梁引《轻重乙》篇的一段话：“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故曰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梁说：“此即管子所谓轻重之说。其一切分配政策，皆由此起，而调御国民经济之最大作用也。考其枢纽所在，不外操货币以进退百物。盖货币价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例，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寡，又与价格之腾落成反比例；……金融之或宽或紧，……其原因皆各有所自来，而其结果则影响于国家财政与全国民生计者，至捷且巨。故今世各国大政治家之谋国，未有不致谨于此者也。而中国能明此义者，厥惟管子。”（页66-67）
接下来看如何运用货币来调控全国经济：“故先斟酌全国所需货币之多少，准其数而铸造之，命之曰公币。《山国轨》篇所谓谨置公币者是也。然则全国所需货币多少，何从测之？……综稽全国民互相交易之物品，共有几何，其总值几何，则其所以媒介之之物应需几何，略可得也。故先察一国之田若干，其所产谷若干，复举一国所有谷类以外之一切器械财物，……而悉簿籍之，准其数以铸币，则币常能与国民之供求相剂，而无羡不足之患矣。”（页67）以今日眼光读此段文字，未免觉得过度神奇：若果真能如此确实掌握财物通货，君主当可无为而治天下。
梁也明白，这套说法未必能应付变动性的社会需求，他列举三项缺点，解说得甚为得体。“以今世之经济政策衡之，诚觉其局滞而不适，盖国民之生产力消费力，随时伸缩，而其所从起之原因，极复杂，不能执一端而尽之。故以现在全国民所有财产，泐为簿籍，而准之以求所需货币之数，为法未免疏略，其缺点一也。同一货币之数，而缘夫流通之迟速，行用度数之多寡，而其资民利用之效力，强弱悬殊，比例于现有财产而固定其量，则货币伸缩之用不显，其缺点二也。经济无国界，故货币与货物，常互相流通于国际之间，虽准本国所有财产以铸币，然币之一出一入，不期然而然，铸币虽多，未必能长葆存于国中。铸币虽少，而外国所有者，常能入而补其缺，今仅以本国财产为标准，其缺点三。由此言之，则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也。”（页67-68）由此可见他深切地明白这种“不可操控性”，但调控经济又是《管子》的核心概念，梁要如何调解这项明显的矛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