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宣笔在古代的发展
宣笔产于古宣州，因地而得名。关于宣笔的由来，自古就有蒙恬造笔的说法。唐代韩愈所著《毛颖传》记载，秦将蒙恬率军南征伐楚，行至中山地区（在古代宣州境内），发现中山兔肥毛长，质地最佳，于是以竹管为笔杆，兔毛（又称紫毫）为笔头制作毛笔，世称“蒙恬笔”，为宣笔的鼻祖。蒙恬南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23年，距今已两千多年。
关于中山的具体方位，有两种说法，一说中山在今宣城市宣州区和泾县一带，一说中山在今江苏省溧水县境内。《元和郡县志》二十八卷载，中山在宣州溧水县东南十五里处，因唐宋时期宣州府地域广泛，溧水县属宣州管辖。
蒙恬发明的这种以兔毫、竹管制造的书写工具，称为“秦笔”。隋开皇九年（809年），改宛陵为宣城后，秦笔亦改为“宣笔”。
宣笔制作，据晋王羲之《笔经》中所载：“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要者为辅，参之以麻，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诚，直中绳，勾中钩，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故曰笔妙。”晋傅元在《笔赋》中云：“简修毫之奇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本，缠以素枲，纳以元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纨素，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
到唐朝时，安徽省泾县便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宣笔声誉日隆。此时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是笔杆的雕镂艺术上，都已日臻完善。盛唐时期，宣笔与宣纸一起长期被列为“贡品”，宣笔还成为“御用笔”。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二年，唐玄宗登楼看新潭、南方数十郡特产，排列在楼下，其中就有宣城郡的笔。陈氏及诸葛氏之笔跨唐宋两朝，制笔技艺世代相传，所创无心散卓笔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流畅的特点，号称“海内第一”。
兔毛（紫毫）十分珍贵，制作上乘的宣笔所用的兔毛应为秋天所捕获的长年在山涧野外专吃野竹之叶、专饮山泉之水的成年雄性毛兔之毛，而且只能选其脊背上一小撮黑色弹性极强的双箭毛，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取之不易。因此，唐律中把宣笔列为贡品时，规定“岁贡青毫六两、紫毫三两”的明确数量。用两为计量单位，且只有六两和三两这样的微量标准，在唐律所列出的“贡品”中可能是仅此一项。
宣笔以其优美的品格而落户皇家，身价大增，白居易《紫毫笔》诗中写道：“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州之人采为笔，千万毫中拣一毫。……赵居郎，侍御史，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年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白居易《咏宣州笔》诗中盛赞道：“落纸惊风起，摇空邑露浓，舟奇与纪事，舍此复何从！”此后制笔名家辈出，宣笔盛行全国，成为文房珍品之一。
当时很多文人雅士盛赞宣笔，以诗词歌赋表达自己对宣笔向往，或表达使用宣笔的感受，或表达从朋友处获得宣笔的激动心情。书法家黄庭坚在《谢送宣城笔》诗中写道：“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从诗中第三四两句可看出当时宣笔的代表作诸葛笔只能从朋友处获得馈赠，即使花上千金，在市面上也买不到，看来，诸葛笔是当时的“特供品”。
唐时制笔原料除兔毫外，还有羊毫、羊须、鹿毛、麝毛、狸毛、鼠须、虎毛、狼毫、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人须、胎毫等，或相互掺用，品种极多。此时的上品之笔，制作极为奢华，笔管有用象牙、犀角或镶以珍宝的。
宣笔制作的材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笔杆，普通的有木杆和竹管；较高级的有玉管、瓷管、雕漆管等，更有甚者在笔管上雕镂象征吉祥的龙凤图案，以示奢侈豪华；另一类是笔头，主要有紫毫、狼毫、羊毫、鼠须、鸡毛、鹅毛等兽毛禽羽，其中以紫毫为精。但各种毫性能不同，紫毫偏硬，狼毫次之，羊毫较软，适合于不同的字体和画风，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人发、胎毛、胡须等。
说起用人须造笔，还有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唐代张怀懽《书断》中记载，岭南没有兔，地方长官郡牧得到一张兔皮，就拿给工人制作毛笔。该工人因醉酒丢失了兔皮。醒后心中恐惧，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来做笔，结果笔很好使用，郡牧就叫工人多做几支给他，那工人的胡须没那么多，只好说了实话，郡牧下令百姓供应人须做笔。
宣笔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与名人有关的传说。比如，“梦笔生花”、“江郎才尽”这两个成语故事便与宣笔有关。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诗仙李白才华横逸，一生创作了许多快炙人口的传世佳作，而究其所以，据说是由于李白小时候曾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生出花来，一觉醒后便文思敏锐，下笔成诗，以“斗酒诗白篇”之豪气闻名天下，人称“诗仙”。酒喝多了，朦朦胧胧中都能作诗。这就是“梦笔生花”典故的由来。
“江郎才尽”，说的是南北朝时有一个人，名叫江淹，他年少时曾梦见一人送给他一支五色笔，那人自称是郭璞。江淹梦醒之后，以文章闻名于天下。虽然故事中的送笔之说在史传中并无记载，但故事还有下文，据《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曾夜宿冶亭，梦一老人，自称郭璞，他对江淹说，我有一支笔在你手中，已用了多年，现在该还给我了。江淹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还给老人。从此，江淹便才思衰竭，再无美文佳句传世。“江郎才尽”就成为人们才情文思衰退的代称。
到了宋代，笔工巧匠辈出，制笔技术又有大幅提高，而且笔杆的雕镂艺术也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当时全国制笔业中，以宣城诸葛高、诸葛渐、诸葛元等名声最重。梅圣俞诗中赞道：“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书法家苏东坡应试时用宣州笔，经“终试不败”，遂“以为珍玩”，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笔下文字宛转可意，自谓除宣城外，不仅岭南无笔，就连“都下”亦无称心之笔。书法家黄庭坚在接受友人赠笔之后，拍案叫绝，喜书《谢送宣城笔》。诗人林和靖得宣笔后，著文写道：“每用之如麾百胜之师，横行于纸墨间，所向无不如意。”除诸葛氏外，江南歙州一带也出现了不少制笔名家，有吕道人、吕大渊、张迂、汪伯立等，而且，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汪伯立笔、羊斗岭砚在宋代称为“新安四宝”。可见，宣笔当时在全国的声誉与地位确实为其他笔种所不及。
宋人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中写道：“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间，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玩珍；熙宁后，世始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可见，宣笔当时在全国的声誉与地位，确实为其他笔种所不及。
到了元代，随着浙江善琏镇（古属湖州府）产的湖笔地位的上升，宣笔的地位渐趋下降。到元代末年，连年征战使制笔业受到重创，宣城的笔工有很多流入徽州和湖州。流入徽州的制笔工人加入了制作墨、砚的行列，流入湖州的笔工为了糊口，重操旧业，使湖笔制作的技艺和影响日趋提高，湖笔的地位最终超过了宣笔。尽管如此，宣笔笔工中也不乏高手，如徽州詹斗山、詹素文、胡竹溪、张天宝、曹素功、胡开文等人，都颇负盛名。
明代，生产湖笔的湖州和生产宣笔的太平为江南两大制笔中心，宣城仍有少数笔工继承祖业坚持制笔，但由于太平县处山区僻地，所以宣笔的影响依然要逊于湖笔。到明末清初，皖南制笔业一度复兴，产地集中在太平县赶坦集（今甘棠镇）。据清代歙人江登云所撰《素壶便录》记载，元明以来，宁国府太平县有“刘、程、崔三姓聚族各千余家，强半攻其业”，制笔名家有刘公豫、刘文聚、程彩禄等，刘氏子侄辈也多有制笔精妙之人，称誉一时。
清代，宣笔生产依附制墨业而得到发展，如徽州曹素功、胡开文均以制墨起家，随着业务扩展，也监制毛笔，经营上以墨为主，兼营纸、笔。当时泾县、歙县、太平等地均产宣笔。由于商业的大幅度扩展，宣笔技艺开始从皖南传到皖北、皖西地区。
早在乾隆年间，颖州（今安徽阜阳）已设有明道堂笔店。咸丰时，该店的笔工李秀章在家乡杨桥集（今属临泉县）开设笔店，所制毛笔自称为“明笔”，其工艺均取宣笔技法。同治三年（1864年），宣城笔工合伙在六安州设三品斋笔店，就地招徒制笔，业务迅速扩大，几年之内，六安州一地笔工即多达数百人，知名的笔庄有天云堂、玉林堂、文德堂、二品堂、文明斋、二品斋、极品斋等。到光绪初年，三品斋由笔工夏均安经营后，改名为一品斋，所产之笔集南北笔之大成，畅销苏、浙、沪等地，并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极负盛名。一品斋制造的大卷紫毫和仿古京庄两种笔，在宣统元年（1909年）在南洋工艺品赛会上分别获得金、银奖章。
民国以后，科举废除，军阀混战，社会不宁，加之西方“自来水笔”（即钢笔）传入，全国所有制笔业整体濒于技绝人亡的境地，安徽的宣笔业也日趋衰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皖南仅有汪锦云、时青云等几家笔庄，年产量不足3万支。此外，六安的笔业基本倒闭，临泉虽有程步升、程步青和李万中父子等名手制笔，但产量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