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坌坑文化是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个文化的主人是大陆南部至东南亚最早从事农耕的居民中的一支，很有可能是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而台湾的少数民族正是南岛语族的一支，因此大坌坑文化可能是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型文化。1964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由张光直教授主持发掘了台北八里乡大坌坑遗址，出士了大量陶器、石器、骨骼化石等遗物。发掘出了一组以在口缘下方颈部以下施满粗绳纹为主要特征的陶器群。
关于大坌坑文化的来源，张崇根先生认真总结梳理了各种说法，将之分为各家来源说和多元说进行探讨。他认为台湾、大陆、香港等地有很多学者“论述闽、粤、桂、港与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关系”，观点之间有同有异。但考古学家们大都认为，大坌坑文化不是从长滨文化发展起来的，而是一个自外地移来的新文化。从何而来呢？大坌坑遗址的发掘人张光直先生对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宏观考察，阐述了当时各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把福建、广东甚至广西东部的粗绳纹陶都列为大坌坑文化。这说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和大陆东南沿海有密切的关系。张崇根教授提出了多元说，认为大坌坑文化有多元来源，其与华南沿海的粗绳纹陶使用者、海岱地区的拔牙居民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甚至在习俗上与海岱地区的东夷族更相似：都有拔牙习俗，都用石板棺为葬具，都兼种稻、粟，都有蹲踞葬。这些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岱地区的东夷居民已有一定的航海技术，已经开始海上捕捞和迁徙航行，已经渡海来台。
承接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的圆山文化，和大陆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联系。如圆山文化石器中比较有代表胜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在我国福建光泽、浙江杭县、广东陆丰以及海南岛等地均有发现。而且从其形制和分布范围看，系由大陆传入台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圆山文化的各处遗址均未发现铸铜的痕迹，但是却出士有三件青铜器。包括一片“表现孔雀头部”的青铜器，一截手环残片，还有一枚两翼式青铜箭头。青铜箭头（理应和弓在一起）出现于台湾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台湾原始社会以渔猎为主，在同一遗址出士的大量板岩箭头和骨角箭头，明显带有模仿它的痕迹。弓、弦、箭的制造是很复杂的过程，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具备其他工艺技术。在没有大规模青铜冶炼和可观的铜产量的地方，是绝不可能以青铜制造这种消耗极大不易回收的一次胜工具的。这枚箭头与殷墟大量出士的青铜镞大小、形状完全相同。它不仅证实了圆山文化时期台湾与大陆的交往确实存在着，甚至表明这种交往并不局限于沿海各省，它已纵深至广阔的内陆。与此相对应，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了7000多枚海贝残骸的化石，这些海贝产自中国东南海域，表明那时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已经和东南地区产生了直接联系，也有可能已经直接触及台湾地区。
综上，早期文献对台湾的记载虽然语言模糊，考古发掘呈现的材料也多是间接证据，都不能充分证明河南与台湾有交流。然而，台湾岛和大陆之间仅有720里的水程，岛上峰峦苍翠，物产充盈，方圆36000平方公里。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大的面积，中国人怎么可能只登上过其他岛屿而完全忽略台湾岛呢？因此，台湾和东南沿海浙闽粤地区有来往交流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早期文献中出现有关台湾的记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鉴于河南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河南与台湾之间应该互有慕名，也很有可能经过东南沿海地区的中转开展了一些交流。
二、豫台联系之第二阶段
秦汉以来，豫台之间的联系逐渐发生了实质胜的改变：豫台联系不仅成为信史，而且逐渐建立起了紧密相连的血脉亲情，这一联系经由了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时空中转。其大约经过是，历史上，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移民因战乱、灾荒及自身求发展的需要，不断南下，迁入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促进福建等地开发的主要力量之一。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进入和人口自身的繁衍，明清时期福建等地也变得人稠地狭，于是开始外迁，目的地包括江西、浙江、台湾等邻近地区，也有迁至海外者。如此，河南与台湾之间也就产生了第二种联系方式：经由福建等地发生的跨越时空之历史文化联系。近年来，台湾同胞回大陆寻根，往往首站福建，终点河南，即是对豫台这种跨越时空之历史联系的认同。
河南移民至福建等东南地区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口的迁徙由来已久，且从不停息。研究中国移民最详细者，莫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另外，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的《福建移民史》和任崇岳主编的《中原移民简史》则重点对福建、中原的移民史做了梳理，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尽管如此，也不可能完全复原移民史。这是历史研究的遗憾，也是魅力所在——可以无穷无尽地接近真相，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真实。
历史记载，河南人大规模迁入福建等东南地区，主要有四次，分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前期、唐代末期和两宋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地同域”的大一统政策，在闽越地区建立“闽中郡”，并从中原移民与越人杂居，集中在番禺一带。秦末汉初，无诸自立为闽越王，获汉廷承认并与之保持了良好关系，无诸之后，闽越与汉交恶，拒绝朝贡，并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公开反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消灭了闽越国，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加强了对闽中地区的统治。秦、汉政府在闽越的经营加强了中原与闽越的联系，也为中原汉人入闽创造了条件。东汉末年，中原发生战乱，人民受其影响流离失所，只得四处逃亡，其中就有不少逃至闽中地区者。
河南固始人黄道隆，可能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入闽河南人。黄道隆，曾任会稽令。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弃官入闽，居仙游县。后来迁徙到桐城（即泉州）居住。北宋榜眼黄宗旦在追述自己的家史时说：“汉道隆公，光州固始人，为东郡会稽市令。东汉建安之乱，弃官避地入闽。初居仙游大、小尖山之间，后改迁桐城之西关。”《惠安县续志》也称：“锦田黄氏，泉之世家着姓。始祖隆公，为东汉会稽令。东汉末乱甚，于建安年间弃职避世入闽。”
西晋的统一暂时结束了各地的混乱，但是不久就在皇族内部发生了“八王之乱”，对西晋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破坏，成为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势力大张，趁机逐鹿中原。一时间，中原地区战火四起，血腥一片。中原人民纷纷南下寻找避乱之地。这样，便有了西晋末永嘉年间（307-312）北方汉人的又一次大批入闽。《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人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此处八姓之说，可能只是概论。民国《建瓯县志》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危京即为河南固始人。
后世谱牒的追述更加详细具体，举例如下。
西晋散骑都尉、南海太守陈润，为避乱，于西晋末年自光州固始携眷入闽。
明代黄凤翥在《金墩黄氏族谱序》中写道：“晋永嘉中，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而我黄迁自光州之固始，居于侯官（今福州）。”《侯官县乡士志》：“黄以国为氏，晋马南浮，固始人黄允随徙，辗转入闽，居侯官。”另有“黄璞，字德温，其先固始人。晋马南渡，随徙侯官”。台北县深坑乡《黄氏族谱》云：“世居光州固始，至晋，中州板荡，南迁入闽，始祖黄元方仕晋，卜居侯官。”
《平潭县志》称，本县院前何氏远祖为河南固始县人，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入闽，明天启二年（1622年）何定再迁平潭县院前村。
明代宋濂《王公谷墓版文》称，“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东晋南渡来迁泉之晋江温陵里”。
台北县士城乡《邱氏族谱》谓：该族于五胡乱华之时，固始邱氏南迁入闽，居兴化之莆田。
《邵武何氏族谱》记载：其先光州固始人，东晋末避乱入闽，居邵武小溪（今邵武东区七台）。
南朝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护军将军昭达统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逾东兴岭”，经杉关“直渡邵武”，进入福建。
唐总章二年（669年）泉州、潮州一带“蛮獠啸乱”，朝廷命令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平乱。这次行动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移民行动，开创了河南人入闽的又一个高潮。唐高宗在《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进尔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挂新铸印符，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
康熙《漳浦县志》记载，陈政亲率的首批府兵将士3600名中，仅校尉以上的将领，就有20余姓。其中包括婿卢伯道、戴君胄，医士李始，前锋将许天正，分营将马仁、李伯瑶、欧哲、张伯纪、沈世纪等五人，军谋祭酒等官黄世纪、林孔着、郑时中、魏有人、朱秉英等五人，府兵校尉卢如金、刘举、涂本顺、欧真、沈天学、张光达、廖公远、汤智、郑平仲、涂光彦、吴贵、林章、李牛、周广德、戴仁、柳彦深等一十六人。
陈元光所率援兵又有58姓。综合各方面史料记载，先后两批府兵共约七千余人，可考者计64姓：马、王、方、石、叶、冯、卢、许、朱、江、汤、孙、刘、庄、李、陈、吴、张、沈、汪、杨、何、宋、邱、邹、苏、陆、余、林、周、郑、罗、欧、赵、柳、施、洪、胡、钟、柯、姚、唐、高、郭、涂、徐、钱、黄、萧、曹、章、曾、韩、蒋、詹、蔡、廖、翟、潘、颜、魏、戴、司马、欧阳。又军眷姓氏可考者有：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邵、金、钟、耿、谢、上官、司空、令狐等40余姓。
陈政、陈元光父子带往福建的七千多名府兵是否都来自河南已不可考，不过应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河南。他们进入福建平乱以后，在陈元光的带领下留在当地。陈元光上书朝廷，请求在泉、潮之间置漳州，获准后，陈元光成为首任漳州刺史。他鼓励部下和当地人通婚，消除族系隔阂，又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缉盗安民，建学宣教，为漳州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率的七千多府兵也成为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在当地繁衍生息。陈元光因其开漳的功绩卓着，民众在他去世后自发为他建祠纪念，尊奉为“开漳圣王”。
唐朝末年，藩镇兴起，对抗中央，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王仙芝、黄巢等人率民起事，转战十几省，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也应声起义，率兵5000人自光、寿两州南下，转战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等地，唐光启元年（885年）从汀州进入闽南，次年八月取得泉州，随后占领福州，闽中各地纷纷降服，唐昭宗李晔于文德元年（888年）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随后又任命他为福建观察使，尽有闽中五州之地。王潮死后，其弟王审知继位。公元907年，唐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封为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建获得了较大发展。《旧五代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933年，王审知子延钧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
跟随王潮兄弟占领福建的军队部属绝大部分都定居福建。《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所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的54部族谱中，有40部明确记载是“唐末自固始入闽”，或“随王潮入闽”、“随王审知入闽”，涉及王、彭、柯、许、郑、周、吕、谢、康、尤、苏、曾、涂、吴、蔡、卢、黄、龚、洪、刘、余、李、戴、施、董、庄、孙等27姓。《台湾通志·人民志·氏族篇》明确记载于唐末自固始入闽的有陈、李、王、吴、谢、郭、曾、周、庄、苏、高、詹、沈、柯等14个姓氏。《闽台关系族谱资料汇编》明确记载祖先于唐末自固始入闽的族谱有曾、董、彭、游、傅5姓。《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也有黄、曾、邓、严、傅、刘6姓10部族谱称自己的祖先是于唐末自固始入闽的。
另据《漳州姓氏》：“唐末，河南毫州永城朱姓入闽，居福州，现已衍成大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