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这种局面被打破了，曹操逐渐得到了更为公正的评价。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言：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的观点，与毛泽东完全契合。毛泽东曾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当毛泽东读到这段文字时，深感赞同，他用红色铅笔画上粗粗的红线，表示论述的精妙。
其实一直以来，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比鲁迅还要更高，他在读《魏书·武帝纪》时，作了很多圈画和批注，主张对曹操给予客观的评价。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毛泽东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及“不杀降”的政策均十分钦佩。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他读《三国志》时，在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句话的旁边，毛泽东画上重重的粗线。
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中国文学着名的黄金时代，就是以曹操为中心的建安文学。曹操“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他的诗作具有创新精神，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的作品《龟虽寿》《短歌行》《蒿里行》都是文学史上煌煌巨作，毛泽东欣赏曹操大气磅礴、气韵沉雄的诗词作品，他认为他写的“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曾读过清人沈德潜所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古诗源》，他在曹操的诗作所署名的“武帝”旁，用红色铅笔画上了两条粗线。《短歌行》中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毛泽东也进行了重点圈画。《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仍广为传颂。毛泽东还曾手书其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
曹操的作品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北征乌桓，消灭了袁绍残留部队，在胜利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时所作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深感赞同，他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休养，来到了曹操创作《观沧海》的地方。那几天里，毛泽东经常在海边散步，远眺大海，背诵这首千古名篇。7月23日，他在致李敏、李讷的信中说道：“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也正是这个夏天，毛泽东创作了着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词中的“东临碣石”是《观沧海》的首句，毛泽东将其引入词中，“萧瑟秋风”也明显是受到《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的影响。
毛泽东对曹操的磅礴气概、文韬武略、胸怀品格，一直非常欣赏。此二人虽相隔千年的时光，竟然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方面，曹操与毛泽东都是强硬派；从军事上，他们都雄踞北方，挥师南下；在文学方面，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豪放派。因此，在这首词中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直到结尾“换了人间”，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赞佩之余又有英雄相惜之情。
然而，曹操毕竟是封建王朝中割据一方的军阀，时代的不同与价值观的差异，让毛泽东必然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的角度来考量曹操这个人。1957年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但由于《三国演义》通俗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都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他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正式发话了：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
不久之后，毛泽东又评论说：“曹操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同年，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郭文与翦文均是在毛泽东1958年讲了不少评曹操的话不久发表的，他们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行为，因而先后着文响应。由于郭、翦二人均为着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一时影响颇大，其影响力，直至今日。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客观地说，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并非一味地标新立异或者反潮流，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曹操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他也有过一些批评。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毛泽东列举这个事例，是想批评曹操刚愎自用，不能采纳良策。此外，毛泽东还曾经批评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中，讲述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圈画了这一段，并写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赤壁之战的失败，是曹操亲自领军、亲自决策的一个重大失误，曹操却未能自罪，可见他宽己严人，处事不公。
八、郭嘉“多谋善断，值得我们学习”
郭嘉（公元170-207年），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人物。原为袁绍部下，后转投曹操，是曹操最得力的谋士之一，足智多谋，算无遗策，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立下了功勋，为曹操集团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官至军师祭酒，封洧阳亭侯。于曹操征伐乌桓时病逝，年仅三十八岁。谥曰贞侯。史书上称他“才策谋略，世之奇士”。对于郭嘉的功劳，曹操曾由衷地赞扬说：“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毛泽东对郭嘉的才华亦十分赞赏。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为了纠“左”，引导干部们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他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毛泽东称赞三国时期的郭嘉“多谋”，为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学郭嘉，做事要多谋。他在一则批示中写道：“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还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1959年夏，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和秘书林克又谈到郭嘉，评价郭嘉足智多谋，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毛泽东又说，“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毛泽东还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第五节“《三国演义》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一、毛泽东通过《三国演义》分析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人们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毛泽东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是结合阅读和研究《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二十四史》和其他史籍来读这部书的，实际上带有某种分析和考证阅读的性质。
毛泽东曾经分析三国时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1957年11月，率团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和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毛泽东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涉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他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在此，他深刻地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