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感觉到胆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学应用到知识论和教育学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教育专家；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所以只好简单的讲讲。他这种思想应用在知识论和教育学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前的知识论者，往往分作内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谓感觉和综合的理智，这是知识论里面很重要的部门。当时社会上分阶级：有劳心，有劳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有一种人看到没有法子参加许多社会的事，许多事都不在他们手里，就取悲观、旁观或乐天的态度。从前社会上这种分阶层的情形，就影响到哲学思想上。杜威先生以为，这都是历史的关系。因为那时科学发达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哲学，哲学家还不能接受实验室的方法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杜威先生这一派，则整个接受300年来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近百年来生物科学的方法。所以他们的知识论是说：生物学和新的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都指示我们，思想并不是有一个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脑子。脑子就是如吴稚晖先生所说的“十万八千根神经”的中心。（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当作一个准确的数目字！）神经系统使我们的心和身通力合作。这是新的心理学的贡献。外来的刺激，都是受神经系统的支配统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时候，它立刻发生反应发布命令来应付。这不但高等的动物这样，连最下等的动物也是这样。神经系统不但是主持应付环境的作用，还能够使前一次的经验在后一次的适应环境上发生重要的影响。前面成功了，后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满意。前一次的经验，影响后一次的活动；时时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体里面的神经中枢。每次的生活经验能够把旧的经验改组一遍，作为后来活动的准备，使后来的活动比前次更满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动；如果能够用心的话，后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见进步。写字、绘画、作工，无论什么事，可以说都是这样。一笔有一笔的进步，一分有一分的进步，一寸有一寸的进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作为后来更满意应付环境的准备。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从行里得来，知就在行的里面；行也是从知里得来，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开行，行也分不开知。
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学告诉我们，就是低等动物也有这种本能。拿老鼠来说罢：无论怎么难找的门，第一次找不到的时候，第二次再找；不断的试验，经验就可以叫他找到门。老鼠如此，狗和猫也如此。概括的说，下等的动物和人，对于应付环境的作用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从前的人说知识是超于经验在经验之外的，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杜威先生说：知识是智力，智力是一种参加战斗的工具，是一种作战的活动，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旁观者。从前讲知识论的人，往往离开了科学实验室，所以没有结果。如果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就知道所谓知识论必须具有两个条件：
第一，教人怎样求得知识，教人怎样得到知识。我们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识，只有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才有效果。这是第一点；还不够，还有第二点。
第二，教人如何证实所得的知识是否真知识。凡是真正的知识论，必须要教人家怎样证实那种知识是真的，那种知识是假的。如果单教人求知识，而不教人家证实真假，那是不够的。
所以真正的知识论，必须根据新的科学方法，教人求知识，并证实知识的真假及其价值。
把知识论应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讲到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讲起来，我没有学过教育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当中只隔了一条120号街。我们在研究院中的学生常彼此笑谈说：‘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我差不多没有过过这条120号街；所以对于教育学我完全是外行。不过现在并不是谈我的学问，而是替我的老师讲话。说错的地方，请各专家指教。
杜威先生的知识论用于教育哲学上，有所谓“教育就是生活，并不是生活的预备”，“教育是人生的经验的继续改造”。刚才我讲到知识论时，说人与物一样，他的应付环境就是生活；随时应付环境，改造环境，一点一滴继续不断的改造；经验本身也改造。这就是说，教育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当前的生活就是学校，就是教材。所以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历程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人的生活是经验，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刚才我讲的，写字时后一笔就是改善前一笔；雕刻时也是后一刀改善前一刀：这就是教育。所以生活是不断的，教育也是不断的。每种继续不断的经验，都是教育的功用。民主国家（杜威先生最相信民主主义）的教育，最低限度必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用活的生活经验作教材，养成一个创造的智慧，以应付困难，解决困难，满意的解决困难，更满意的解决困难。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有一点创造的智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曾有了观音菩萨给他的三根救命的毫毛。创造的智慧，就是要每个人都有这三根救命的毫毛。
第二，就是要养成共同生活的合作习惯（Cooperation in activity）。杜威先生以为要做到这点，书本上的文字教育，记诵，教条，是不够的；只有把“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经验”这个原则拿到学校里去，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至少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
关于教育方面，在师范学院里我不敢多讲。总括起来说，我用的名词好像很新，其实在六十多年前，詹姆士就说过，“实验主义不过是几种老法子的一个新名字”。这种思想所以能够站得住，能够觉得有根据，就是因为他并不完全是新的，还是根据人生的经验，合乎人生的经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先生的许多思想，并不完全是新的；他们有许多思想古代哲人也曾有过。
杜威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明了中国过去的一些思想，譬如教育方面：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讲实验主义的。300年前，中国北方起了一个“颜李学派”（颜元和他的学生李塨）。颜元的思想注重在动——行动、活动。他的斋名叫“习斋”，就是所谓“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他说：学弹琴的，不是拿书本子学的，要天天弹，越弹才越有进步。这和我刚才所讲的“时时刻刻改善你的经验”意义很相近。我国古时关于教育的学说，像这种例子的很多。
最后，我要讲两个故事。在北宋时，有一个禅宗和尚，名叫法演；他是与王安石、苏东坡同时代的人物，死于1104年。他讲禅理非常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说破”，要你自己去找答案。弟子们若有人对他有质疑的，他不但不答复，还要打你一个嘴巴；假使再要问他，就把你赶出庙去。就好像说你在台湾师范学院不行了，要到广州师范学院、福州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学院一个一个的去跑。要你到每座名山自己去寻访，去募化。当时和尚出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乘轮船；既不能住旅馆，又不许住在人家家里；只有一根打狗的棍子，一个讨饭的碗和一双要换的草鞋。冬天受冷，夏天受热，受尽了风霜雨露；经历苦痛，增加经验。也许到了3年、5年、10年、15年，甚至20年。在这个时间中，他或许偶然闻到了什么花香，听到了一声鸟鸣，或者村里人唱的小曲，豁然通了，悟了道。于是他朝老师那个方向叩头，感谢当年不说破的恩；他现在终于找到了。如果师傅那时候还在人世，他就一步一步的赶回去，眼里含着眼泪给师傅叩头谢恩。自己去找；自己经验丰富的时候，才得到一种觉悟。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实验主义。
有一天，这个法演和尚忽然问他的学生们说：“你们来学禅；我这里的禅像什么东西呢？我要讲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就藉他讲的这个故事作为我两次讲演的结论。
有一个做贼的人，他是专门靠偷东西混饭吃的。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对他说：“爸爸，你年纪大了，你不能去‘作工’了。我得养活你。现在请你教我一门行业，教我一种本事。”他爸爸说：“好！今天晚上跟我走！”到了晚上，老贼牵着小贼走到一个很高大的房子前，在墙上挖了一个大洞，两个人先后钻进去。等到两个人都到了屋子里，一看，见有一个大柜；老贼就用百宝钥匙把柜子打开了，要他的儿子爬进去。等他儿子进去以后，这个老贼就把柜子锁了，向外走去，口里一面喊：“捉贼呀！你们家里有贼啊！”他自己就跑回家去了。这一家人被他叫醒，起来一看，东西都没有丢，就是墙上有一个洞，正在感觉到怀疑的时候，柜子里的小贼还在低声说：“爸爸，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后来他一想这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出去？”同时，他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他就学老鼠咬衣服的声音。于是前面太太听见了，就喊丫头赶快拿灯来看看柜子里的东西别被老鼠咬坏了。柜子的门刚一打开，小贼就冲出来，把丫头和蜡烛都推倒了，从墙洞里逃了出去。这家的人就跟在后面追。这个小贼一跑跑到了水池旁边，连忙拾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去；追的人听到扑通一声，以为他跳水了。而他却另外换了一条小路跑回家去。这时候，老贼正在家里一边喝酒，一边等他的儿子。这个小贼就问他的爸爸说：“你怎么把我锁在柜子里呢？”老贼说：“你别说这些蠢话——你告诉我怎样出来的。”他的儿子就告诉他怎样学老鼠咬衣服，怎样丢石头。老贼听了以后。就对他的儿子说：“你已经学到行业了！”
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