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物保护各项工作开始逐步实施，迎来了稳定健康的发展时期。
1978年，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成立，主要负责全市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保护，统一管理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出口鉴定及图书馆、博物馆工作。自1980至1996年，北京市共召开了五次工作会议，前四次会议标志着北京文物事业经历的四个重要发展阶段。1980年的首次工作会议，实现了北京文物工作的拨乱反正，调正了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1983年的第二次工作会议首次对文物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定位了文物工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86年的第三次工作会议，提出了“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而奋斗”的观点，从根本上促成了传统的文物保护观念的转变，激发了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全社会支持文物保护事业的热情，明确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文物工作方针的贯彻和实施；1991年的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肯定了近十多年的工作，深入探讨了面临我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物工作的建设和继续图新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五个理论问题（又称文物工作五大关系），这次会议及其后相当的一个阶段是北京文物系统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1996年的第五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八五”期间的工作成果，布置了“九五”期间的《北京市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
这一时期，北京于1982年和1997年进行了两次全市文物普查，较之50年代的普查，更广、更深入、收获更丰富。为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够依法得到保护，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局自1984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1987年市政府公布了全市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名单。自此，北京古城开始步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轨道，保护历史名城的社会观念逐步形成，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步建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修缮古建筑、改善其周围环境的工作中，主要以抢救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文保单位及古建筑为主。
随后，在各次工作会议的明确指导下，开始大规模的文物整治，共计有89个单位（机关、厂矿、学校、部队）从所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迁出，使一大批文物从杂乱不堪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恢复了本来面目，为文物欣赏和刚刚兴起的文物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期间：五塔寺（原为北京动物园占用）、智化寺（原为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占用）、德胜门（原为三不管单位）、东南城城角角楼（原为三不管单位）、正阳门（原为北京卫戍区占用）、恭王府花园（部分为北京空调机厂占用）、大觉寺（原为北京林业大学占用）、法海寺（原为三不管单位）、银山塔林（原为农村生产用地）、东岳庙（原为北京市安全局占用）、大慧寺（原为北京钢铁学院占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原为顺义县武装部占用）、先农坛太岁殿（原为北京市育才学校占用）、先农坛具服殿（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占用）、团城演武厅（原为北京市巨山农场占用）、万寿寺（原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三文艺团体占用）、文天祥祠（原为东城区府学小学占用）、报国寺顾亭林祠（原为商业部占用）、地坛（原为解放军某部队占用）、湖广会馆（原为宣武区某制本厂占用）、卢沟桥（原为三不管单位）、云居寺（原为三不管单位）、白塔寺（原为白塔寺副食商场占用）、北海、团城（原为“文革”头面人物休憩场所）、钟楼（原为北京防空指挥部占用）、西黄寺（原为三不管单位）、白云观（部分为某工厂占用）等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占用单位和部分占用单位从文物、古建筑群中迁出。已经腾退的文物建筑大都修复对外开放。属北京市文物系统接收的11处文物保护单位，也全部开辟为博物馆或文物保管所，建设成为较为理想的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社会活动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的整治工作取得了空前的社会效果。1990年前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天坛大土山彻底搬迁、十三陵神路复原维护、卢沟桥正式退役、腾退大钟寺等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物整治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1984年，由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等新闻媒体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后，掀起了全社会共同关注、修缮长城的热潮，带动了民间保护文物的热情。
此时期，古建筑保护工作的特点是：开始树立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观念，并围绕这一思想开展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群为主的修缮工作。政府明确了思想方向，以法制进行文物管理工作；各区县、部门积极配合文保工作，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民众思想觉悟提高，奠定了良好、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震劫之余的北大红楼
“文革”时期，因国内政治环境混乱，北京城市建设缺少规划，对文物的保护更是一度搁浅，许多改建或修缮的工程都是在损坏严重的情况下被迫上马。位于皇城内五四大街北侧的红楼为砖木结构，建筑本身比较牢靠，不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需要固定保养和修缮。然而1976年突如其来的地震还是对红楼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挽救这座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修缮，由国家文物局在1978年进行抗震加固，保住这座承载许多光荣和革命历史的建筑，使五四精神得到延续。
北大红楼是皇城内重要的近代建筑之一，现在位于景山以东五四大街的北侧。光绪时，这条街的西端称东、西沙滩。宣统时中段改称汉花园，西段称沙滩。如今大家对沙滩还耳熟能详，但对汉花园却已经非常陌生，但民国时，汉花园却是老北大的代名词。
翻开老北京地图，在明代，汉花园曾是内府二十四衙门的御马监和里草栏场。到了清朝，这片区域又被马神庙所占据。1898年，短暂的维新运动为腐朽没落的清代留下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学堂最初所在地是景山东侧的和嘉公主府。庚子之变复校后，因为增设不少学科，校舍不够使用，也没有体育场，于是内务府就将汉花园大街北侧属于皇家产业，占地800多平方丈的空地汉花园拨给大学堂。为安置北大日益增加的学生，从1916年到1918年9月，学校在操场最南端，宿舍“东斋”以东又兴建了平面呈工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具有简化的西洋近代风格的建筑。因为用红砖砌就，故称红楼，即今天所熟知的沙滩红楼。红楼建成后，北大图书馆、校部办公室和文科各系都陆续从原公主府校区迁入，使红楼成为北大文学院最重要且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然而，红楼不只是一个学府的象征，更是一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标志，因为在这座楼里工作过的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长蔡元培，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大噪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开创中国共产党的图书馆馆长***，有倡导文学革命的校长胡适，有坚持笔伐时弊的任课教师鲁迅，也有领导中国解放运动的图书馆助理馆员毛泽东。此外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都曾在北大执教，学校也走出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师，如沈雁冰、朱自清、俞平伯、冯友兰、张中行、任继愈、季羡林等。受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北大形成以学生为中坚力量的革命队伍，在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内战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掀起中国近代史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为红楼的历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在院系调整中迁往京西燕京大学校园，享受湖光塔影的宁静。红楼所在的沙滩大院则由中宣部接管，并在1961年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曾经的教学楼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1976年的地震使红楼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全这座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2008年，再次对北大红楼内部进行修缮，更换了电路、热力、污水、自来水等老旧管线，加设中央空调、铝合金窗。同时，依照“修旧如旧”原则对屋面、墙体进行“整容”。此次修缮所用木材均经过防腐处理，建筑构件也都喷涂了防火阻燃材料，加强了红楼的耐火与耐腐蚀性能。如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北大红楼旧址上安家落户并正式开馆，继续担负着传承历史，见证百年风雨的责任。红楼不倒，北大精神永存。
二、《龙藏》经现世，沧桑喇嘛塔——妙应寺白塔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的妙应寺，因寺内有一座气势雄伟、古朴壮丽、闻名于世的藏式白塔，老北京人都习惯叫它“白塔寺”。白塔寺以她独特的魅力和悠久的历史，深植于北京人的心中。20世纪70年代末，在唐山地震后的抢修文物中，白塔寺的修缮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1976年，河北唐山丰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提交了《关于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震中受损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损坏严重的有北海白塔、妙应寺白塔等4项……”受地震波及，白塔的多处砖石被震塌，塔刹（即塔脖子）部位用于固定宝顶的铁链被震断数条，塔刹出现明显倾斜，白塔处境十分危险。1978年秋，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协同文管处开始对妙应寺白塔进行了大规模修缮。
10月1日上午，当修塔工人打开高约4米，重约5吨的顶部铜塔刹，检查内部主心木的情况时，意外地发现了塔刹内装满了文物。
几位师傅从高高的塔顶取出文物送到地面时，是用的篓筐，尼泊尔方面认为这是对佛教不尊重，于是在取大藏经时，是用黄纸包裹好再送下来。根据一些文物上铭刻的标记，得知文物是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塔时放入的塔葬品，都是佛教文物。它们共有六大类，即清代《龙藏》佛经一套、黄檀木整雕观音像、楠木佛经函、五佛冠与补花袈裟、铜三世佛、五彩线密封册。据中国佛教协会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按佛、法、僧三宝的类别奉置的，所以又称“镇塔三宝”。
其中又以《龙藏》佛经的价值最为突出。
清代大藏经通称《清藏》或《龙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竣工于乾隆三年（1738年）。因奉雍正皇帝御旨而雕刻，每卷首页又均有雕龙万岁牌，故又名龙藏。它是一套虽以“经、律、论”三部分为主要内容，但却涉及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诸多领域，卷帙浩繁，堪称佛教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它是清代唯一也是中国最后一次官刻汉文大藏经。妙应寺白塔内的这套《龙藏》经，因其为乾隆撤版前的初刻版所印藏经，与乾隆之后三次撤版印制的藏经内容完全不一致，而清代初刻版大藏经存世已寥寥无几，所以它的出现，对于研究清代初刻版的大藏经内容及变版情况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白塔的修缮，《龙藏》经的现世，带给专家惊喜、百姓新奇的同时，也诉说着妙应寺白塔的坎坷历史。
妙应寺始建于辽寿昌时，原名永安寺，供奉着佛舍利以及香塔、佛经等佛教圣物，后毁于金末的战火。元代建立后，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特殊崇尚，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的基础上重新建造一座喇嘛塔。于是在当时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下，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到至元十六年终于建成了白塔，并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同年，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兴建一座大圣寿万安寺，范围根据从塔顶处射出的弓箭的射程确定，面积达16万平方米。作为当时营建元大都城的一项重要工程，寺院在至元二十五年落成，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苑”。从此，这里便成为元朝的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之处。
元末，万安寺遭雷火焚毁，断了89年的香火，直到明天顺元年（1457年）才得以重建，并改名妙应寺，但其规模比原寺小了很多，其宗派属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改为了汉地寺庙建筑性质和建制。此后，妙应寺在明代太监、李太后和清代康熙、乾隆皇帝的护持修缮下，香火不衰。现在寺庙保留的仍是明代的寺名和建筑格局。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曾冲入妙应寺将法器、供器等席卷而去。清末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寺内僧人们面临着生存困境，为了生计，他们将配殿和空地出租开办庙会来争取生存空间。而白塔寺也逐渐成为北京城的着名庙会之一，逢年过节，这里就热闹非凡，以至在北京民间形成了“八月八，走白塔”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