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果有多可怕，其实从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近期应对热钱的反应就可以看到。它们不惜祭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政策，甚至学习内地出台限制外地人口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来遏制这些热钱流入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在这些热钱的刺激下，中国香港地区房价目前已达到纪录高位。事实上，按照一些专家的分析，香港地区新出台的“印花税”对于楼市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减少成交的30％。但政府宁愿接受这样的结局也要打压，证明热钱的威力多么可怕。
目前，中国内地的CPI并不是长期稳定地处于低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货膨胀也跟着起来，那么后果很难想象。可以说，海外的热钱以及国内正欲反弹的楼市预示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政策上对于楼市政策有任何的松绑。
需要指出的是，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弗里德曼的原话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都导源于货币滥发，但在建立了防止财政透支的现代财政金融体系中，我们应当明白，通胀不是央行的错。
3.企业负担过重
因为承受压力的重荷，喷水池才喷射出银花朵朵；也是因为负重的压力，骆驼倒在了沙漠之途。
河北省泊头火柴从品牌声誉上几乎代表了最高产业水准与成就，可它却在2012年9月初宣告破产。
现在德国、瑞典这些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型火柴企业依然生存得很好，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村地区，做饭还没有自动点火的燃气灶，还需要火柴，市场足以养活像泊头火柴厂这样的技术型企业。固然，打火机等新技术的发展对火柴行业造成冲击是必然的，但也不是泊头火柴厂倒闭的根本原因。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负担过重才是导致其走向消亡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压力主要来源于税收太重以及员工冗杂。
不少中国企业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背的是“山”，还要踉踉跄跄前行。即使朝它们大声喊“站直喽，别趴下”，也未必管用。骆驼瘦成马，马儿累趴下，这已成不少中国企业举步维艰的写照。
于是，出现了呼吁减压、呼吁减税的行业企业。
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一路走低，多地煤炭企业增产不增收，煤炭行业整体利润下滑。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和不断下滑的利润，在10月11日举行的“2012中国国际煤炭发展高层论坛”上，煤炭企业集体呼吁减压，多家煤企高管发出为企业减税的呼声。
近年来，我国先后大幅度调整了煤炭税费征收标准，推行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完善工商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等，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渐趋加重，煤炭企业成本大幅上升。
2011年，中煤能源集团商品煤平均税负126元/吨；应缴纳各种税费197亿元，是2003年的16.3倍，年均增长41.7%，比营业收入增幅高22.3个百分点；税负率17.1%，比全国重点税源企业平均税负率5.69%高出11.41个百分点。
到目前为止，我国执行的涉及煤炭企业的各类税费项目近30项，煤炭企业除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营业税及附加、房产税、土地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一般性税种外，还要缴纳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铁路建设基金、煤矿转产发展资金、港口建设费（基金）等税费。2006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的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山西省煤炭企业还要缴纳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2006年9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山东、安徽、河南、贵州、陕西等8个重点产煤省（区）开展的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这8个省的煤炭企业还要缴纳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除此之外，煤炭企业还要缴纳安全生产使用费、河道管理费、村庄搬迁费、林业基金、水资源补偿费（矿井水排放费）、排污费、绿化费、垃圾清理费等费用——如此繁多的税费，看着都让人眼晕，想着就让人头疼。
过高的税负会增加企业的负担，给企业带来沉重的经营压力。税负过高很容易造成煤炭企业现金流短缺，发生财务风险。当下，部分煤炭企业已经在“熬冬”，依靠借贷维持开支，税费负担沉重更是雪上加霜，减税势在必行。
煤炭企业税费沉重，只是我国企业负担沉重的一个缩影。我们先来看看国有企业的负担。
国有企业有着类似“早产儿”或“畸形儿”的先天性不足。我们常说“国企负担沉重”，原因之一就是国企在创始之初资本金不到位——几十年来国企背负了高额的借贷成本，饱受资金匮乏的煎熬之苦，国企的发展受到资本金不足的严重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作为政策工具，从多方面支撑着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这无疑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企资本金雪上加霜；另外，国企还承担了相当的“黑洞”性成本。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一些大型国企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推行赶超战略的产物，当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只有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把它建立起来。因此，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只要国企所在的部门还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还是没有自生能力。而国家又不愿让其转产或破产，就只有靠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第二种是跟我国的改革方式有关。改革之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但政府必须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经常是“一个坑放几个萝卜”，一个岗位可能会派两三个工人去做，造成这些国企有大量的冗员。过去，冗员在企业来说不是负担，因为当时推行“统收统支”，所有的工资都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跟企业没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养工人的负担逐渐转到企业，这就变成一个社会性负担。同理，退休职工的养老，过去国家由财政直接拨款，现在也要企业负担。
第一种负担，林毅夫称为“战略性负担”；第二种负担，林毅夫称为“社会性负担”。
创业初期资本金的不到位、过高的税负、历史负担、冗员、社会职能机构的附着，造成了国有企业现有的沉重。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民营中小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也存在自己的发展困境。成本高、融资难、税负重，几乎成了中小企业绕不开的话题。中小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李京生是一家包装制品公司的总经理。“我们是跟纸打交道的，如今这个行业的利润就跟纸一样薄。”谈到企业利润，李京生不由叹气道。也由不得他不叹气，每种颜色每令纸的印刷费收入已由公司成立时的100元左右锐降到目前的15元～18元，而纸张、油墨、人工的成本却足足涨了10倍以上。这样一来，挤压的只能是利润，公司现在净利润率不到5%。
一年摸爬滚打下来，李京生的公司大约能赚120万元，但各种税费却不是个小数目。各种税费每年得交70万元，到手的净利润只有50万元，大约58%的利润缴了税费！
2011年底，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起征点大幅上调，关于“减税”的利好消息，曾让许多一肚子税负“苦水”的中小企业看到了希望。不过，他们的压力不仅仅来自税收本身。
近年来，有关中国企业税负很重的议论一直不断。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更是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
对此，有关方面百般辩护，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高，税负痛苦指数也绝对达不到全球第二。但是，这样的辩护，在日益加重的企业税收负担面前，却似乎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仅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其他企业的税负也是居高不下，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和费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税负过重，至少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多企业原本就面临严重的资金矛盾，在高税负下，更使企业的资金运转矛盾加剧。企业投入、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了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面对日益加重的税负和狭窄的盈利空间，企业为了在困境中求生存，不得不在职工身上找“平衡”，导致克扣职工工资、不按国家规定安排职工休息、基本工资标准难以执行等现象随处可见，使职工收入水平难以有效增长。这也是职工收入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