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沟通的效果。
故谈话之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和了解对象，尽可能地广泛收集有关资料，选择合适的场所，寻找时机，预设可能采用的方法。周恩来在每次做沟通工作之前总是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样才收获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相知共赢
掌握信息，深谙心理，周恩来很快就说服了孙中山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掌握沟通对象的最新信息，想方设法揣摩、了解对方的一切，是沟通成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沟通的全盘工作——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必须以对方的情况为基本依据。
在对对方的情况作客观了解之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分析问题，给他人一种为他着想的感觉，从而变“要他做”为“他要做”，这种令对方感到相知共赢的艺术常常具有极强的沟通效果。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专门设立了军事部，其成员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能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或者有一支至少倾向自己的武装，是不少共产党人的梦想。周恩来和陈延年就时常说起：“我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营造一支自己的军队，哪怕人和枪少一点。”
但他们的想法没有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支持，所以，要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是困难的。于是，周恩来决定说服孙中山筹建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其可能性：一是孙中山先生是真心实意和共产党合作的。
二是孙中山一辈子几乎天天都在找军队，哪怕是军阀、土匪都不拒绝，要是我们帮助他建立起革命军，他一定会欢迎，因为我们建军的宗旨就是打倒军阀，这与孙中山是一致的。三是在大元帅府里就停放有铁甲车。虽说铁甲车本来不新，加上风雨剥蚀，已经铁锈斑斑了。
主意一定，由陈延年陪同，周恩来来到大元帅府。
周恩来向孙中山问好后，就开始阐述建立一支铁甲车队的必要性：“在中国，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现在虽有数万人马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号，但是，广州周围多是些地方军阀。”
对于这一点，孙中山是深有同感。
接着周恩来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直接掌握的部队，这才能够在危急时刻控制局面。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我们将永远受制于人，将永远是别人的帮工！”
对于没有军队的苦处，没有人比孙中山更有切身体会的了。过去，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今天依靠这个军阀，明天依靠那个军阀，结果，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备受打击。
周恩来正是抓住了孙中山的这个心理，句句话说到了孙中山的心坎上，所以，孙中山立即表示赞同：“好！它就由你来组建，名字就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在他的桌上铺开了大元帅府的信笺，孙中山拿过毛笔写道：
着周恩来同志全权筹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事。
孙文
宋庆龄小心地盖上孙中山的大印，吹干墨迹，装在信封里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拿着孙中山的手令，立即组建铁甲车队。很快，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就出现了一支威风凛凛的新式部队——铁甲车大队。
为保证共产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周恩来还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铁甲车队工作，并动员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到铁甲车队当兵，使铁甲车队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可见，说服别人做某件事，要千方百计让对方感到这也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就是说，一定要善于找到你与对方的利益交汇点，晓之以利害，把别人的利害同自己的利害绑在一起。找到了利益交汇点，往往一句话就一拍即合，一下子就打动对方的心，胜过磨破嘴皮说几天几夜！
有备而来
有了仔细的形势分析，周密的军事计划，陈独秀不得不同意举行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沟通之前，要仔细地了解形势、分析形势，做好各种预案，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沟通的时候，就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折服对方。
1927年2月l7日，北伐军占领浙江杭州。外传江西战败后，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和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张宗昌和李景林的军队（直鲁联军）援助。2月24日，北洋军阀头子张宗昌陪同孙传芳到上海，命令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到上海接替防务。
由于以上情况，率领北伐军进入浙江的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等害怕触犯帝国主义，不敢从沪杭线进攻上海，进军突然停顿。
上海工人阶级把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上海的任务担当了起来。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人数由10万人发展到20万人，进而发展成为起义。
工人群众在杨树浦召开了动员大会，随即进攻闸北警察所，夺取枪支，遭到反动军队镇压。
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当即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并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其中包括“组织特别军委”。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特别军委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成，周恩来是特别军委的领导人。
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同意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但对夺取上海依靠什么力量，怎样武装，什么时候起义，却有不同看法。
于是，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不赞成马上举行武装起义，他找借口说：“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等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再举行起义。”
周恩来是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在广东领导过军队，深深体会到自己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分析说：“现在北洋军阀的部队是在瓦解之中，这些队伍是很不巩固的，我们可以做宣传工作，可以分化他们，甚至把这些部队拉过来。”
“光有这些部队，恐怕不行吧？”陈独秀打断他的话。
“没错，如果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么，尽管北洋军阀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妙。”周恩来接着说，“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
接着，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建议：“我们要有自己的准备，要组织纠察队、自卫团，纠察队、自卫团都要规定特别工作，并暴动起来夺取武装。”
周恩来的分析入情入理，得到了瞿秋白等人的支持，最终也使陈独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共产党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到3月11日，常备军一团、后备三团组成，总数超过2000人。周恩来亲自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并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
当时，上海的军阀和资本家都被第二次武装起义吓破了胆，到处组织“保卫团”。为了更多地从敌人手中得到武器，周恩来召集商务印书馆纠察队干部开会，要纠察队员打进保卫团去，掌握枪支。
当时有人对周恩来的做法不明白，反对参加保卫团，并说：“保卫团是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我们参加保卫团去保卫资本家吗？”
周恩来听了哈哈一笑，启发大家说：“我们现在缺少什么？”
有人回答说：“现在缺少枪啊！”
周恩来顺势分析说：“你们参加保卫团，1人有1支枪，还有好多子弹，领了武器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武装吗？”
这样一讲，大家的脑筋开通了，有30多人参加了保卫团，后来对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了作用。
什么时候举行武装起义？
“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太早。”陈独秀还在犹豫，“我认为，能否举行起义，有两个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达上海南边的松江县后仍旧前进，或者在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他分析了江浙战场的形势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然后说：“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指毕庶澄）绝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
最后，周恩来果断地说：“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路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如期举行。
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80万工人实行罢工。
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以3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北洋军阀直鲁军毕庶澄部和其他军警约000人展开激战。全体工人罢工游行到了街市的中心，向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小时内也到了华界，武装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地行动。
铁路被截断，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被占领，电灯断电，自来水断水。徒手无武器的群众也逐渐用夺得的武器武装起来。警察纷纷脱下制服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抛出枪械，悬挂白旗。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就这样，北伐军不折一兵、不费一弹便进入了上海。
充分信任
“我早闻将军的大名……”周恩来的信任，对贺龙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想要成功劝说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们至少要抓住三个要素：信任、逻辑和情感。所谓信任，不只是要赢得对方的信任，也要充分信任对方。如果你能够自始至终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信任，那么你就能成功地说服对方。
贺龙曾经因“两把菜刀闹革命”而威震天下。
在大革命时期，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着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5月他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和临颍县小商桥击败奉军。由于战功卓着，1927年6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6月26日，贺龙从河南开封班师回到武汉，受到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给贺龙发来贺电，称他们为“民众之武力，党国之干城”，希望他率领铁军打倒罪魁祸首蒋介石，铲除其私立的反革命中心——南京政府。
对于这样一位将军，非常注重军事的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时时注意了解他的信息，为说服他走上革命道路做好了准备。
当贺龙率部到达武汉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正在武汉，他立即将贺龙手下的周逸群召来了解情况。
周逸群汇报说：“贺龙光明磊落，心地坦荡，是一个坚强、正直、诚实的人。
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
在反共浊流翻滚的时候，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欣喜，高兴地说：“那好！
有这样一位军长同情党，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应当好好地关心和帮助他。你尽快带我去见他！”
说做就做，6月30日，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专门到贺龙的军部拜会贺龙。
周逸群已向贺龙介绍了周恩来的身份，贺龙对周恩来能来访十分感动，早已在门口满腔热情地等待着。
周恩来一见贺龙就满面春风地说：“将军逐鹿中原，劳苦功高，现胜利归来，恩来表示衷心祝贺！”
这种丝毫不露痕迹的赞美，不像奉承话让人听了起鸡皮疙瘩，却又正好说到对方的心坎，实在非常高明。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渴望的“评价”，希望别人尤其是自己景仰的人能了解，给予肯定。在这里，周恩来正是发掘了贺龙心里的这种“评价需要”，使贺龙觉得周恩来是最了解并信任自己的人。
正因为如此，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后非常激动地说：“谢谢周主任的夸奖，我的工作还搞得不好！你的大名，早已传遍北伐军中，我也早就知道了。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我早就打算去拜望你，不料你屈尊先来了。”
周恩来爽朗地说：“只要肝胆相照，你来我来不都一样吗！我早闻将军的大名，两把菜刀起义，愤恨不公，心向人民，威截日轮……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显然，激励别人比低估自己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谦虚。肯定别人的光荣史，使别人对你一见如故，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与你的距离，而且还会让他用行动来感谢你的谦逊和对他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