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通过700年与100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尴尬之极。这时坐在会谈席上的印度总理情不自禁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1961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美国记者以挑衅的口吻问周恩来：中国这么多人口，是否对别国有扩张领土的要求？
周恩来回答说：“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4500万人，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很长时间里是‘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1/3，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于全球，美国的海外驻军达1500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驻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
在这段驳论辞中，周恩来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了一系列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英国、美国人口不多但向外扩张，中国人口多但并没有向外扩张，对“一个国家的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这种方法不仅具有反驳的功效，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证明手段。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不得不服。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也喜欢采用对比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引用一些未经核对的事例，华而不实，论点就很容易被人推翻，更谈不上说服对方。
周恩来每次都能成功地说服对方的奥妙就在于他在运用对比法说服对方的时候，所引用的事例不管是亲身经历的，还是间接了解的，都是确凿可靠的，无论是时间、地点、人名，都准确无疑，当然令人信服。
分析形势
“陈老总，我现在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通过对形势和情景的逐一分析，层层说理，刚直不阿的陈毅答应作检讨。
有时候，我们要辨明的事物或观点是由诸多外部因素造成的，这就需要说服者以客观环境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剖析，一步一步地以外部环境为根据来和对方沟通。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里，周恩来就是通过情景分析这种方法来说服刚直不阿的陈毅作检讨的。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国务院各部工作相继受阻，周恩来的副手们和一些部委的领导人几乎都被打倒或无法工作。这对个人来说事小，但因此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工作事大。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自然遭到江青等人的嫉恨。江青一伙要夺权，也要扳倒陈毅。陈毅当然也知道他们的用心，但他那豪放的性格使他在危险面前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起炮来。
周恩来想要用以退为进的办法来保住陈毅等人，但怎么才能说服刚直不阿、宁死不弯腰的陈毅配合自己来达到这一目的就是个难题。
有一天，陈毅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来，又叫起来了：“你看看这个，这帮人简直是狂妄至极！我陈毅是什么人？难道比‘帝修反’
还坏？！我看，有些人为什么这样恨我，就因为我至今还敢讲话，敢讲真话！
这就犯了忌了，就非打倒不可了！哼，我陈毅也不是好惹的，哼哼哈哈，恭喜发财，这不是我的性格。现在不上班，不写书，再不讲话，我凭什么拿这400块钱？我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我还要讲！大不了丢掉乌纱帽嘛！”
周恩来没有说话，端过一杯茶递给陈毅。待陈毅面色平静后才说道：“陈老总，我现在要请你接受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着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你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的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了解他的周恩来却从来没有劝阻过。况且就在两三天前，周恩来还请他出面在11月30日的工人大会上讲话嘛！
周恩来是不会轻易向陈毅提这种要求的，于是陈毅笑着问周恩来：“总理，那让我天天干什么呢？不能吃了饭就睡大觉吧！”
在一旁的廖承志叹口气告诉陈毅：“今天下午，在工交座谈会上，林彪和文革小组批判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五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样子，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也很难出面讲话了。”
周恩来缓缓地点点头，忧虑地说：“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吧！部长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工作谁来做？我想安排部长们向群众检查，争取尽快过关，把各部工作抓起来。”
实事求是的情景分析，让陈毅觉得周恩来说的不无道理，便点头赞许。
于是，周恩来又接着说：“陈老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陈毅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但让他向造反派检讨，一时难以想通，于是说：“叫我向造反派检讨？我有什么错误？我要学生们顾大局，这话错了？我要工人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闹革命，这话错了吗？我说交班不交给那些不讲政策、乱揪乱斗的人，交班给他们我不放心，这话说错了吗？！……”
周恩来耐心地说：“你讲的话都没有错，不过……”
陈毅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只要我说的话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老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几乎在恳求了：“你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断然拒绝，“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
面对不肯弯腰的陈毅，周恩来充满忧虑又语重心长地说：“陈老总呀，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
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了整个天哪！”
周恩来的神色、语气打动了陈毅的心。望着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陈毅实在有些不忍心再惹他烦恼：“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以后，陈毅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
我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一听非常高兴：“好！你带个头，以大局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慢慢踱着步，一再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来我看看。”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表示：“陈毅‘检查’一事一拖再拖的责任都在我，我最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又说道：“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