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炮声的檄文与捷报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基本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中央政府。”胡乔木随毛泽东到达北平以后，立即投入埋葬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的舆论宣传工作。
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即针对蒋介石1月1日新年公告的所谓停战和谈建议，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的和谈建议“是虚伪的”，并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和谈之事由代总统李宗仁应付，妄想借此得到喘息机会，以便卷土重来。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中共所提八项条件。3月2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增加刘斐）组成谈判代表团，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就在4月1日这一天，南京发生了镇压爱国学生的血案。南京11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凶殴示威学生，死二人，伤百余人。这一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声援。
针对南京惨案，胡乔木接连撰写社论和新闻，揭露和声讨蒋家王朝。4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和新闻《蒋介石死党准备卷土重来的一个铁证》。两文都经毛泽东审阅修改。4月8日，新华社又播发了胡乔木撰写的新闻《北平人民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南京血案表明态度》。此文亦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这些新闻和社论都严正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如不翻然悔悟，立功自赎，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不能不执行人民的意志。
不过，中共领导人还是尽量争取停战和平，还是继续同南京代表交换意见。4月8日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了张治中。以后，毛泽东又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其他成员。4月13日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限4月20日前答复。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
4月25日，毛泽东、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当天，胡乔木起草中央致总前委、各野战军、各中央局电，经毛泽东大加修改后发出，指示“嗣后各军即用此件向所到城乡（新区）广为宣传和实施，不再另发口号和文件。”4月26日，毛泽东指示胡乔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连播两三日，“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5月27日，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胡乔木即撰写社论《庆祝上海解放》，29日由新华社播发。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社论满怀信心地宣告：“上海是一个世界性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并正告一些外国政府：“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4月20日，侵入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闯入解放军的防区，并向解放军开炮，妨碍解放军渡江。双方发生激烈炮战。事后，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长江及其暴行辩护，甚至以派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恫吓。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予以严正驳斥，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道歉和赔偿。英方为获得该舰的释放，与中方多次谈判，并乘谈判之机，击沉中国客轮，夺路逃跑，从江阴东窜时又撞沉木船多艘。
7月31日，胡乔木当即写了新闻《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由新华社播发。这篇谈话义正辞严，揭露和申斥了英方犯下的罪行。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挥师南下，所向披靡。8月4日，长沙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8月17日，福建省会福州解放；8月18日，长山列岛解放，至此山东全境解放；8月26日，兰州解放，守敌残余分别向永登、西宁逃跑……。捷报不断传来，胡乔木受命不断撰写庆祝胜利的文电。
9月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张宗逊9月3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文上批示：“乔木：待青海省城西宁占领，请即写一致各野战军的贺电，包括长山列岛的占领在内。”9月8日，毛泽东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的贺电发出。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省长鲍尔汉相继发出通电，宣布和平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胡乔木起草了“新华社北平28日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讯说：“迪化广播电台广播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在北平召开，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诞生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陶峙岳副省长廿五日发出通电，声明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接受毛主席的和平条件，听候改编，将新疆省政府改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
10月14日，华南重镇广州解放。第二天，新华社即发表胡乔木写的时评《庆祝解放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时评指出：“广州的解放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广州解放可以使华南与长江流域的交通迅速恢复，从而大大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匪的海上封锁政策。广州解放使国民党残匪的政治地位显得更加滑稽。”严正声明：“任何郑重的政治组织，任何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组织，都不应当再与逃往重庆和台湾，和不知什么地方的匪类发生外交关系。中国只有一个政府，这就是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谁要是继续承认国民党匪帮‘政府’，继续支持这个‘政府’的‘代表’在国际社会上进行罪恶的活动，谁就是表明自己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
在为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般胜利撰写祝捷文章的同时，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又摆到了胡乔木的面前。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同时发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末任大使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有特别用意的。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这个彻底失败恰恰发生在这位驻华大使任职的整个时期。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之时发表，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最佳的时机。
美国此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和评论白皮书上面来。
只不过四五天，胡乔木就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题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经毛泽东修改，于8月12日播发。
社论阐述“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社论指明：“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社论说，“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社论一针见血地指明：“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它“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所以，“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
在分析和揭露的基础上社论指明：“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
在社论结尾，胡乔木满怀豪情地写道：“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能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
第一篇对白皮书的评论发表后的第二天，8月13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指示：“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看到后，又指示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毛泽东决定亲自写评白皮书的文章，他要胡乔木找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各种资料。胡乔木按毛泽东的需要，及时送到毛泽东那里。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五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8月18日），《四评白皮书》（8月28日），《五评白皮书》（8月30日），《六评白皮书》（9月16日）。这五篇评论后来都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四评”“五评”“六评”的题目先由胡乔木根据文章内容草拟、经毛泽东改定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这些社论，笔锋犀利，鞭挞至深，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也善意地批评了一些人对于帝国主义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启发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同时还批评了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必然破产，从理论上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取得胜利的原因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这些社论，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引起巨大反响，大大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
参与筹备新政协
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的工作从1949年6月开始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胡乔木参与了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新政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23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1949年6月15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筹备委员134人。筹备会设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具体筹备工作。胡乔木是第五小组成员，他参加了大会宣言和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天即6月19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胡乔木列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14人名单之首。会上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在本年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文件。6月21日召开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七七纪念文告由胡乔木所在的第五小组起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