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举国抗战。血气方刚的王朝闻自然也不甘落后，他利用自己的专长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起初，王朝闻只是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带领下，在杭州的湖墅一带画抗日壁画。后来，随着抗战的深入，王朝闻有时也会跑到杭州的一些周边地区，诸如诸暨、桐庐、萧山等县镇画壁画以宣传抗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朝闻的抗战热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杭州地区似乎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创作“胃口”，热情高昂的他走出杭州，带着一大帮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到宁波、绍兴、余姚等地进行宣传效果更好的广场展览。王朝闻曾经回忆道：“在艺专的图书馆曾经见过一套法国出版的宣传画，其中有几张表现的题材是工人集会。画家着重描绘人物的情感状态，手法简练而有明显的情绪特征。我将这些绘画介绍给罗工柳等进步同学，后来在延安时还见到罗对这些绘画拍摄的照片。”由此，我们不难想见王朝闻所创作的抗日宣传画上的人物是多么的栩栩如生，尤其是中国人民和日本鬼子这两类正反人物的情绪特征的对比自然是泾渭分明。在抗战中提升绘画技术，在学习中积极宣传抗日，在特殊的环境下，王朝闻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绘画技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1937年11月，随着淞沪会战的失利，杭州艺专不得已向西撤离。王朝闻本打算与学校共进退，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脱离学校。而正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他遇到了生平的又一个贵人——艾青。事情还要追溯到艾青在萧山火车站偶遇王朝闻。当时，艾青刚刚从监狱获释，看见穿着校服的王朝闻，便认出他是艺专的同学。他听王朝闻说在参加抗日的一些活动，便道：“刘保罗刚刚出狱，他在浙江省抗敌后援会的机构下面组织了一个流动剧团，正在招兵买马，你现在正好可以去投靠。”艾青当时正急着乘火车赶往桂林，并没有来得及跟王朝闻细细交代，就挥一挥手，各奔东西了。但他的寥寥数语改变了王朝闻的人生轨迹。
流动剧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全称是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流动剧团，参加该剧团也就意味着王朝闻毅然决然放弃了未完成的学业，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时代浪潮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王朝闻在邵荃麟和史风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为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一天，王朝闻激动无比，因为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即将以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的身份开始新的事业；这一天，他有了精神的寄托，有了照亮前程的导航灯，有了开拓进取的战斗力；这一天，他辗转反侧，彻夜无眠。
1938年1月，流动剧团在丽水经过短暂的集训，便兵分两路开始了宣传工作。受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的委派，王朝闻跟随大部队来到浙江省龙泉县开展地方工作。王朝闻在县民众教育馆担任馆员，还兼任保安队的政训员。他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宣传，提着颜料桶到处画壁画、写标语。在创作抗日壁画的过程中，王朝闻紧密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生活疾苦，体验群众的日常生活，在与群众的交流闲谈中，王朝闻受益匪浅，不仅收获了抗日壁画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为自己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普通的人民群众为王朝闻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基础素材，而他的政治信仰则为他的创作思想指明了方向。邵荃麟常常和王朝闻探讨美术创作，这位良师益友对王朝闻精神世界的丰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次，邵荃麟不经意向王朝闻提起，说他看过一幅外国绘画，虽然画面上仅仅只画了一双破皮鞋，但是观看的人一看便领悟了画中所蕴藏的意境，因为从一只鞋的处境便可推断出该鞋主人的生活处境。这细节刻画和间接描绘所表现出来的画面震撼力与王朝闻一贯倡导的抗日壁画风格可谓不谋而合，对他的启发不小。后来，王朝闻不免感慨道：不论多么富于表现力的生活细节，在大型作品中始终居于从属性的地位。但是，不论多么巨大的作品，倘若它缺乏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细节，便不能给观赏者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可见，细节决定成败，王朝闻是在抗日工作中明白了这个艺术的真谛。
在浙江流动剧团工作期间，王朝闻还创作了几套连环画，主题自然主要围绕抗战展开，其中一套名叫《姆妈》，主要描写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觉醒之后奋起抗战的过程。总共31幅的连环画，紧凑并连贯地表现了这位妇女在日寇逼迫下的无奈、清醒之后的觉醒、投入抗战之后的坚定等画面，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另外一套《刘兰亭上吊》所表现的主题是做汉奸只有死路一条，而《李有富当兵》则描述了一个农民参军的故事……王朝闻总是试图用一个浅显易懂的故事来唤起全社会民众的抗日雄心。在离开龙泉之前，王朝闻创作了一套全新的抗日连环画《小黑子》，反响热烈。故事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游击队长的儿子小黑子，因为经受不住侵略军的诱惑，仅仅一块怀表，就让他说出了游击队的行进路线。这样一来，游击队行踪曝光，损失惨重。后来游击队长知道此事之后，大义灭亲，亲手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地正法。对于这个大义灭亲的结局，王朝闻曾与邵荃麟发生过争论。因为塑造人物的时候，王朝闻将小黑子的年龄限定在了10岁。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小黑子毕竟只有10岁，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能力，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简单地施以极刑，不过最终王朝闻还是选择了妥协。不过，理性的思维毕竟让他的连环画作品在幼稚和急就中增添了几分理趣。
1938年8月，党组织派王朝闻到长沙去找黄粲，希望他向政治部三厅的田汉同志了解关于联系组织抗敌剧团工作进展的事宜。但是当时正值武汉会战，兵荒马乱，音讯全无，等待毫无结果。这时，王朝闻又碰到了在浙江流动剧团认识的刘保罗。刘保罗告诉王朝闻，武汉的局势十分动荡，大家伙都忙着撤离，根本没时间理会你们说的事情。王朝闻觉得有理，但又心有不甘。刘保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便说：“抗战剧团的事情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了，暂且也搁置一下吧。倒不如跟我到大别山前线去，你到那里照样可以发光发热呀！”在刘保罗的竭力力劝说之下，王朝闻便跟随他去了第五战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廖磊部的战地服务队。战地服务队，顾名思义为抗战服务。主要的任务便是抗日宣传，尤其在战时，还要动员群众支援前线。
因为日军时常进山侵扰，服务队便自觉地为村民站岗放哨。战地服务队尽管战斗力一般，但是排查敌人的“实力”却不得不叫人刮目相看。有一次，一位卖灯草的小贩进村卖灯草，战地服务队的队员怀疑他是汉奸探子，不由分说便将他抓起来送到了国民党师部，而怀疑他的理由听起来也十分可笑，居然是因为他的帽子里面糊着敌伪的报纸。这个小贩不明不白被吊起来，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不是不招供，实在是无供可招。王朝闻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小贩的一举一动，判定他的表现不像是汉奸。再加上就凭那张所谓的敌伪报纸而草率地下结论，结论也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一天夜里，他约了另外一位有着同样看法的队员前往一位李姓国民党参谋长的寝室反映情况，报告不宜再对那位小贩施以暴行，而应该尽快将他释放。当时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副师长正躺在蚊帐里吸食鸦片，可能是正吸到兴头上吧，抬起头便是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怒吼：“捉鬼的是你们，放鬼的也是你们。你们吃饱了没事情干啊！到底想干什么？”两人无功而返。王朝闻从此对所谓的友军另眼相看，那粗鲁的吼叫打消了他为民请愿的念想。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也随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于是国共关系急转直下，战地服务队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无比气愤和异常失望的王朝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