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除了认认真真完成上级布置的教学任务以外，王朝闻还时常和莫朴、金浪等同志利用课余时间跑到附近的辛集去为当地的普通群众画像。一来，可以更好地与当地百姓沟通，巩固自己良好的群众基础，二来通过不少的速写练习，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画技，真可谓一举两得。在替群众画像的过程当中，王朝闻总会得到一些意外惊喜，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众多的意外收获中，令王朝闻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名叫《猴抬厢官》的年画。每每谈到这幅年画，王朝闻的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尽管不知道这幅年画出自谁手，也不知到此画画于何年，但是其强烈的视觉效果冲击，令王朝闻一直记忆犹新。整个画面无论是乘小轿的官员、抬轿的轿夫，还是鸣锣开道的衙役，全部都是着装的猴子。更让王朝闻意外的是，那乘轿的也是一只猴子，颇为戏剧性的是它还像模像样地穿着一件清代的官服。如此强烈的讽刺效果，不免让人赞叹人民群众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
1947年2月，王朝闻接到上级通知，命他编写一本关于美术创作方法的讲义，一时间令王朝闻无所适从。但他冷静下来仔细一琢磨，就拿定了主意。在他2月8日的札记里，他这样写道：“要我编一套创作方法，但不要教条主义；不要空洞一般化；不要使读者感到可有可无，感到在教训人。这不是容易的事。以具体有毛病的作品对照着在某一点上成功了的作品来讲，比较专以名作研究式的讲法（包括创作方法）更自由吧？比专讲方法只以画作证来得不空洞吧？”按照这样的想法和思路，王朝闻一边思索，一边编写。他十分重视这本书的理论深度，担心乏味枯燥的理论部分多的话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积极性。因此，他绞尽脑汁探索授课的新方法，希望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课，让学生较好地掌握理论。在王朝闻坚持不懈的探索下，他采用了研究分析师生创作的得与失，充分结合群众的审美需要去说明艺术创作特殊规律的方法进行教学。因此，配套编写的教材所需要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主要有主题、题材、对比、照应、和谐、矛盾、含蓄、形式美，以及风格等方面。到7月底，讲义完稿了，首先在文学系和戏剧系投入试用。意想不到的是，一经试用，同学们赞不绝口。在试讲“风格”一章时，同学们课上听得津津有味，课下就在意见本上写满了自己的亲身感受，类似于“很满意”的评语更是布满了整本意见本。得到同学们如此充分的肯定，王朝闻倍感欣慰，觉得这五个月的辛苦并没有白费，自己付出的努力总算得到了回报。然而，王朝闻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时刻提醒自己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补充和完善，利用授课的间隙不断地为自己充电。在这段时间，王朝闻近乎疯狂，研读了当时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学习资料，包括金圣叹评的《水浒传》和计成的《园冶》等。在阅读的过程中，王朝闻还一丝不苟地做了好几本厚厚的笔记。这些宝贵的材料，后来成为了他第一本理论著作《新艺术创作论》的雏形。
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王朝闻身患重病，吴劳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他们因此成为了一对生死之交。有一次，王朝闻和吴劳结伴一同前往石家庄，他们走在半道上，突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惊慌失措的他们跳入一个炸弹坑避难。惊魂未定的吴劳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相对而言还算沉着的王朝闻忽然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迅速和吴劳商量，果断决定立刻转移阵地。此时吴劳也顾不上思考，二话没说跟着王朝闻去另外一个弹坑中躲避。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俩在弹坑里蹲稳，又一轮轰炸来袭。等到敌机逐渐飞远，两人踉踉跄跄地从弹坑里爬出来的时候，顿时傻了眼，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一颗炸弹不偏不倚落在他们第一个蹲的弹坑里面！就这样死里逃生，两人相视而笑。
1948年3月，第二次土地改革接近尾声。上级领导决定调派王朝闻去搞“石门解放纪念碑”，以纪念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战打下来了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没过多久，王朝闻就把草图设计出来了，是一个冲锋战士的英勇形象。然而等到施工计划公布出来的时候，王朝闻的心中泛起了一层波澜。
国家依旧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在这个关键时刻，投入那么多钱就为了搞一座纪念碑是不是不合时宜？作为一名雕塑家，王朝闻深知雕刻纪念碑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然而头脑清醒的他还是觉得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一个大项目为时尚早。于是，他在3月31日的札记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四亿左右的开支要多少小米啊，想着农民的辛勤，我是不愿意在此刻来做效果不大的纪念碑像的（一开始就向宣传部长提过代价太大）。朱总司令说，与其建这样的东西，不如开一个工厂。在这样的时期，这意见是对的；我不强调文艺工作。即使强调，不如出通俗读物。但是，想到雕刻受到条件的限制，不能不有些沮丧。已经很多年没有机会发展了，即使立刻取得全国胜利，也不会理想地干这工作。那么我只有多打些草稿而已。即使是草稿，总是应该努力的，不要等到有了机会时挖空脑子。”从这里不难看出王朝闻当时矛盾的心理。最后，王朝闻还是以大局为重，接受了朱老总的意见。
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艺学院的美术系搬到了正定县的天主堂。此时，胡一川、罗工柳、王式廓等原先一起和王朝闻工作的鲁艺同志也来校参加美术系的工作。老友相见，分外亲热。和这么一大帮要好的兄弟再一次并肩作战，王朝闻的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老朋友的到来也大大增强了王朝闻的工作热情。这段时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浮雕长卷《民兵》的构思上面。王朝闻这几年与各地民兵有过深入的接触，在一系列交流之后熟悉了他们的情感和生活，就设想为大型建筑搞一个富有装饰性的浮雕长卷，以此来纪念民兵在革命战争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使，万事开头难，在创作草图的过程当中，王朝闻下了不少工夫。他不仅画了许多幅相关的战斗速写，还查阅了一些西方资料以作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完成之后的草图起初在正定召开的华北大学纪念会上向公众展出。图中横列着一排尺寸近乎相同、姿势各异的各式民兵形象。王朝闻本以为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但是，作品引起的反响着实让他吃了一惊。持肯定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幅草图无论画面还是意蕴都很好地概括了民兵长期进行斗争的光辉形象，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整个画面也很有质感，整体和部分的结构处理很见功力。而最让他们觉得欢欣鼓舞的是，利用建筑装饰浮雕的创意来表现斗争生活，是非常新颖和极富创意的。但反对者的意见很犀利，一语中的点出这副作品的原创性存在问题，即模仿痕迹较为明显，同古希腊罗马的浮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美术系内部，大家也在这两种意见上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否定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并且还在原先意见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条“形式主义的残留”。大家伙共同给王朝闻提供了一些修改的参考意见。王朝闻虚心地听取了大家的建议，之后反复琢磨、思考，觉得建筑浮雕的构图可以追求装饰性以及形式美，例如在虚实对比与轻重均衡方面进行改良。但王朝闻很快意识到，草图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在于对形式美的探索，而是其中一部分发挥自己想象的战斗动作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础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接下来的工作便寸步难行。找到问题根源的王朝闻并没有在原先的草图上进行修改，而是不假思索地将其全盘否定了。
在参考了各方面资料和询问了诸多同志的意见之后，王朝闻把新的目标定位在了站岗放哨这个最熟悉、最常见的场景上面，与此同时，他也改变了雕塑形式，从之前的浮雕长卷转换成了圆雕形式，力求通过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再现民兵机警和朴实的形象。这一次，草图顺利通过。接下来的创作实践虽然异常艰苦，但王朝闻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1949年2月进入北平，这座圆雕才最终翻成石膏放在了桌子上。大功告成之时，王朝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