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是85后，但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自己作各种各样的选择：考哪一所高中？高考失利后复不复读？在哪个高中复读？填志愿时选择哪一个专业？去哪个城市念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工作？交什么样的朋友？和谁谈恋爱？在哪里生活？全都是我自己说了算。一方面是生在农村的缘故。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都只有初中文化，加上他们的农活繁重，没精力也没有能力为我作比我自己能作的更合适或者更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缘故。我的父母认为，10岁左右的孩子，就是懂事的小大人了，家里一些大事的计划和安排会告诉子女，也会征求子女的意见。还记得我刚过18岁时，父亲和我说过的那句话：“你已经成年了，以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承担，要为自己负责了，我不再对你负责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充足的爱与自由，让我拥有许多自主选择的机会，让我努力成为我自己。）
因为和父母之间没有关于自由选择权的矛盾，也因为我容易以己度人，所以并不能理解写信给我的网友与他们父母之间的矛盾，更不能体会他们内心的痛苦。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嘛，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但是由于后来我收到的类似来信不断增多，又做过一段时间幼儿教师的工作，看到一些家庭教育的情况，渐渐理解了被父母夺走选择权，同时受制于从小所受的“听话”教育以及讲究孝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内心的痛苦。
我想，在亲子关系中，不仅子女有痛苦，父母也有很多痛苦——我这么做分明是为了你好，为什么你不愿意听我的？为什么你要选择一条让自己生活更艰辛的道路？
由于选择的问题造成当事人双方痛苦，除了父母和子女的亲子关系，还有其他亲密关系，我们的兄弟姐妹（如前面提到的娇娇的事情）、我们的伴侣爱人、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与我们有亲密关系。就因为在一件事情上的选择不同而产生意见分歧、矛盾冲突，甚至发展到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情况在亲密关系中也很常见。虽然双方选择不同，却一样内心受伤。
比如为人伴侣的人，觉得自己的爱人工作中的某个决定会影响其职业发展前景，觉得他/她应该作另一个选择，这样对他/她更好，没想到爱人就是不愿意听自己的，怎么劝都没有用。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一个觉得对方固执己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因为我爱你，所以才管你，你看我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一个觉得对方不支持、不理解，甚至上升到不爱自己的高度：“如果你爱我就应该支持和理解我。”
再比如为人朋友的，看到自己好友的恋爱对象待好友不好，觉得这个人各方面都与自己的好友不般配，特别不能理解好友的选择，甚至出面干涉，想帮好友重新选择，安排相亲。“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怕你吃亏，怕你受伤。”没想到好友不仅一点不领情，坚持自己的选择，还觉得你背叛了他/她，心中充满了怨恨，严重的还会因此毁了之前宝贵的友谊。
为什么当别人为我们作选择时，即便选择貌似很明智、很正确，我们往往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当我们以“为了你好”为前提替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情侣爱人、好友等作选择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米夏发现旧时的恋人汉娜极力隐瞒和守护着她是个文盲这一秘密，在审判**的法庭上，她只要说出自己是个文盲就可以免去终身监禁的刑罚，但她却选择继续保守这个秘密。要不要告诉法官事实，从而帮助汉娜免去重刑？米夏纠结万分。
“我也曾经尝试同朋友谈这个问题。我要他们想象有人一心要自己毁灭自己，而别人原可以救他。那么，你愿意去救他吗？我要他们想象着要做一个手术，病人是吸毒者，而且毒品与麻醉相互抵触，病人对于自己沉溺于吸毒很难为情，不愿意告诉麻醉师真实情况。那么如果是您，您会告诉麻醉师吗？我要他们想象着要审批一桩案件，被告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就要被判刑，因为罪犯是用右手作案的。那么，您会跟审判官说实情吗？我要他们想象当事人是同性恋者，而如果是同性恋者就不可能犯这桩罪行，但是他又羞于承认，如此等等。”
最后他去见了他的哲学家父亲，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父亲指出一桩事实：人类作为主体而存在，人不甘心沦为客体。
“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每当妈妈给你讲些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你是如何大发脾气的？对孩子应该任其成长，但放任到何种程度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可说是个哲学课题，但哲学又管不了孩子。于是，就移交给了教育学，而即使在那儿，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
“但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作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米夏问：“即使他们自己后来也觉得，那样做原来更幸福，也不该强加吗？”
父亲回答：“我们现在并不谈幸福，我们乃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
当米夏挣扎矛盾，希望得到安逸平静的解答时，他的父亲说：
“不！你的问题没有安逸平静的答案。当然，如果情况确如你所描述的那样，乃是一项重大责任，为人者就必须采取行动。再如，一个人已知如何做能对别人有好处，但此人却闭目塞听，不闻不问。此时，为人者就必须极力促使他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正视现实。最后的决定当然应由其本人来作，但其他人必须向他说明利害，而且直接与本人谈，而非与其背后的某人讲。”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都希望自己是自己人生的主体，这一愿望可以说是写在我们的基因中的。而选择权是“成为我自己”的必经途径，因为选择，我们成了独立的自己。捍卫选择权，就是在捍卫我们的尊严和自由，捍卫“我”这个人的存在。如果他人替我们作选择，即便他人的选择是后来证实的“更好的选择”，也并不能让“我”的内心畅快，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自由选择，我们一心要身为主体而存在，而不甘沦为客体。一旦选择权被夺去，他人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这会使每个灵魂发出呐喊，奋起反抗。
可以说，自由选择与存在感紧密相连，因为我选择，所以我存在；因为我存在，所以我选择。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自己的人生选择权拱手让人，让他人来控制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将自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无论这意志看起来多美好。
四、心里有爱，行为成了控制
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常常以“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为理由干涉子女、兄弟姐妹、情侣爱人、好友等人的决定，甚至以此替别人作选择。有的人会说，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对。也有的人说这是因为爱。但是我会去怀疑：真是这样吗？这么做真的能为对方好吗？这真的是爱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以“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而替他人作选择的行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爱出发，而做了控制的事。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母亲曹七巧为了不让自己最爱的儿子长白出去玩女人或者做别的她不喜欢的事情，教儿子抽鸦片，这样儿子就能留在她的身边了。如果你指责她的行为，说她控制儿子，或者说以这样的方式绑架儿子是一种隐性的暴力，我想她一定会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多么爱儿子，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但是这分明就是一种控制。
在孩子升学、择业和婚恋等关键的事情上，有一些父母放任自流，静观其变，只有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才会挺身而出帮孩子的忙。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父母对成年后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和期待，与孩子的关系反而更顺畅。他们不会直接告诉孩子你应该怎样选，而是会分析各种选择的利弊，最后让孩子自己作选择。有个朋友就买房的事情去征询他父亲的意见，问在哪里买、花多少钱、装修的费用又是多少等问题，他父亲却只讲了自己和自己的一些朋友在买房和装修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给的建议是让他自己多去房市跑跑，并强调：“我的意见只供参考，房子是你自己住，你自己作决定吧。”
上述的父亲在中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大多数父母会在孩子升学、择业和婚恋等关键事情上干涉孩子，他们会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你的人生经验不足”“我是过来人，更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他们的人生经验更丰富，但是这些经验是否是孩子需要的，是否在当前有用，还值得思考。有的父母干涉子女的选择，是内心的自恋幻觉所产生的控制欲在作祟。他们害怕孩子脱离自己预先设定的轨道，担心孩子走上一条独立自主之路，惧怕孩子成长为一个有自我意志的人，然后离开他们，这样他们就再也没法控制孩子了。
比如有的父母要求孩子求学或者工作的地方离自己很近，坚决不允许孩子跨省甚至跨县市求学和择业，说是为了就近照顾孩子的生活，也为了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的职业发展，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失控的感觉，害怕孩子离开自己。这种情况与其说是中国子女依赖父母，还不如说是中国的父母强迫孩子依赖自己，离不开自己，或者说中国的父母更依赖孩子，需要孩子的陪伴更甚于为孩子的快乐与发展考虑。这一真相恐怕连父母都没有察觉到。
每个人都是自恋的，都有自己最正确、最聪明的自恋幻觉，有将他人纳入自己生活圈和价值体系的欲望，也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控制欲。由于自恋幻觉的作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控制他人，却不喜欢被他人控制。不同的只是这种控制欲的轻重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控制欲强一些，有的人控制欲弱一些。
帕萃丝·埃文斯的《不要控制我》一书中有个经典的例子：
妈妈带女儿去买冰激凌。
妈妈问：“想吃什么的？”
女儿：“香草的。”
妈妈：“有巧克力的。”
女儿：“我要香草的。”
妈妈：“巧克力的更好吃。”
女儿：“我就要香草的。”
妈妈：“你以前不是爱吃巧克力的吗？”
女儿：“我现在就想吃香草的。”
妈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呢？”
这段对话相当有意思，多少有点荒谬的意味，妈妈一再否定女儿的选择，觉得自己才知道女儿喜欢吃什么，女儿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一旦女儿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识，自主选择，妈妈就觉得她怪。很明显这位妈妈想通过否定女儿的感觉控制女儿的选择，想让女儿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五、“你要什么？”
替他人作选择这一行为除了控制动机的驱使，还有什么其他的动机？或者说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我们替他人作选择？
讲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小事。
前段时间男友过生日，我一个劲地问他要不要买蛋糕，是买草莓蛋糕还是巧克力蛋糕？还问他，我们要不要找个温馨浪漫、高档一点的餐厅庆祝一下。可是他既不想吃蛋糕，也不想去什么高档餐厅，只想让我在家烧几个家常菜，跟我在一起吃一顿家常饭庆祝一下就好了。可是，在我的心中，那个“过生日，吃蛋糕，上餐厅”的念头总是放不下，就像一个施了魔咒的执念，也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明明想忽视它，却时不时地感觉到被其紧紧捆绑。
通过这件小事，我想了很多，试图理清这执念的来源。
我出生在农村，家境清贫，从小到大我过生日都没有吃过蛋糕，不要说吃蛋糕了，就是像样的生日晚餐也没有呢。我的生日与其他无数个普通日子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过生日时“吃蛋糕，上餐厅”一直是埋在我心底的愿望。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个生日，为了和闺蜜们在一起，我没有回家。我们坐在县城的滨江路旁，看着流淌的河水，诉说着淡淡的青春心事，闺蜜们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为我庆祝，其实那个蛋糕并不好吃，可是当时我既感动又高兴。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想着要是我有孩子了，每年他/她过生日的时候一定会给他/她买好吃的蛋糕，平常也要经常带着他/她去糕点店。随着年龄渐长，这些心愿不存在了，甚至我都淡忘了这些事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比如自己辛苦工作了一个月，或者完成了一个学习目标时，我就会去蛋糕店买块蛋糕好好犒赏自己一番。比如当有人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也会买一个蛋糕送给他，表示感谢。再比如当公司发了巧克力、糖果之类的东西，我通常都会留着，放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等遇到朋友的时候拿出来与他们分享，或者分给坐地铁时恰巧坐在我旁边的陌生小朋友（我好几回在地铁里分糖果给陌生小朋友，他们常常笑着接受，我为此会高兴万分，但是也有被拒绝的时候，这时我还挺尴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