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回族人民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他们在心理结构上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非常珍视，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哪个地方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哪个地方就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哪个地方不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哪个地方就会发生社会动乱。回族人民把坚守民族礼俗作为维护本民族及伊斯兰信仰的一道防线，他们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回族穆斯林有爱教爱国传统，他们常以“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这条圣训相勉。伊斯兰教是两世性的宗教，但它更重视现实生括，伊斯兰教规和伦理道德对穆斯林有劝善戒恶的制约作用，对穆斯林行为规范有很强的约束力。在中国元明时期的历史上，回族出现过赛典赤·赡思丁、扎马鲁丁、瞻思、郑和、海瑞、李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回族出现过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刘格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回族出现过渤海支队、冀中支队、海固骑兵团；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回族也出现了大批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在研究近现代回族哲学思想的特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少一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多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回族哲学思想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和评价。
近现代以来，回族穆斯林的自成体系、相沿成风的特殊文化方式和生活习惯，并没有改变，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教义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众生活等一切方面，虽然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教派之争，但回回民族仍有很大数量的增长，这些事实本身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①我们应当看到，伊斯兰教曾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对它的作用应该做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对回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刚刚开始，对近现代回族哲学思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是需要我们今后应该予以开辟的重要领域，以较大的精力做好挖掘工作和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工作。
第二节回族主要哲学思想
一、在万物本原问题上的“认主独一”的思想
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不同于其它的宗教，它的宗教信仰是崇拜独一无二的、永恒的、万能的真主——安拉。《古兰经》即是记载真主启示的经典，是穆斯林一切言行的指导者，穆斯林只有顺从主宰一切的真主，接受启示，捍卫信仰，才能对真主忠贞不渝，把他奉为神明，随时随地向他祈祷，修行立德，今世宽厚仁慈，来世以进乐园为目标。在《古兰经》看来，真主的意志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具有非凡的超自然的创造力，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回族学者在宣传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义时，与宋明理学的“太极说”相结合，把伊斯兰教的认主学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做了新的发挥和概括，用“真一”这个概念来强调真主安拉作为世界本原的突出地位。所谓“真一”，是指造化天地万物的真主，它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真实的主宰。“真一”又叫真宰，独一的真宰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他是天地万物之本原。真主独一的思想来自“古兰经”，“太极说”来自宋明理学。“太极说”认为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是万性之原果”，“无极是万物之原种”，在二者之前有一个造化之原主——称为“真一”（即真宰），认为只有真宰才是造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一《原教篇）中指出：“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万物生，天地万物备，而真宰之妙用贯彻乎其中。”在回族学者看来，具备了天地万物这些条件后，真宰又“集气、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阿丹又生育子孙，真宰是一切的创造主。回族学者所说的“真一”也就是“真宰”，是超时空的普遍存在，它的空间性是无边无际的，时间性是无始无终的。在动和静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动静不常，动静时起时息，时息时起，动亦静，静亦动，绝无止息，动静的循环往复造化出天地万物，认为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都是“真一”作用的结果。回族学者还把理学家的万事万物的形成发展以太极为总归宿的观点吸收到“真一说”中，强调“真一”是至知、至能、至全、至善、至仁、至慈的，无论是物质性的气，还是精神性的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地球到太阳，从宏观宇宙到微观世界，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造化，万事万物的形成和发展都以“真一”为总归宿，真主造化一切，一切又回归真主。
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在汉文化和儒学的巨大影响下，经历着历史的变迁。伊斯兰教要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只能在自身的变迁中，接受一些不同于伊斯兰文化现象的政治思想。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忠于独一无二的真主，这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容改变的。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回族不仅要敬主，还要求忠君，这就需要回民由“一元忠诚”转移到“二元忠诚”上来，否则，伊斯兰教难以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回族群众也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伊斯兰教国家是政教合一的政权，而在中国的历代封建社会里，王权则高于神权，皇帝被称为天子，回族的二元忠诚思想也正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回族学者除要人们忠主忠君外，还要人们孝亲，这又由“二元忠诚”发展为“三元忠诚”。《正教真诠·听命》中说：“所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事亦不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前事仍为佐道。”忠主、忠君、孝亲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忠主是回族的基本信仰，忠君是回族的处世态度，孝亲是回族的伦理道德原则，只有把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鲜明地反映回族的特点，确定回族在祖国统一大家庭中的应有地位。
回族学者从伊斯兰教的观点出发，认为真主安拉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是世界的本体，他威力无边，他的崇高形象是任何人都想像不出来、勾画不出来的，人们无法描绘他的年龄、外貌和其他特征，但他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又是一个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崇拜对象。正像王岱舆在《清真大学·本然》中所说：“原有无始，久远无终，不属阴阳，本无对待，独一至尊，别无一物。无岁月、无方所、无形相、无搀杂、无阻碍、无远近、无伴侣、无比肩、无如何，能命有无而不落有无、造化万物而不类万物，绝无比似，此真主原有之本然也。”在《古兰经》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中，用各种最美好的语言对安拉进行了赞颂，据《古兰经）研究者统计，这种赞词多达99处。在中国回族学者那里，他们也使用大量赞词描绘了真主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崇高称呼，所不同的是，在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这种称呼具有了中国特色，如用“一本真宗”、“四海之首”等名词来表达真主安拉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
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始终强调真主是真一的存在。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说：“真主止一，无有比似，乃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这里的“原有”是指真主的存在是永恒的，他造化天地万物，而非受天地万物所造化，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真一说认为真一是第一性的，真主是万物的创造主，万物是第二性的，是由造物主造出来的。王岱舆在《清真大学》中还说：“‘大学’正宗，作证之言，特明主仆至大之理，真一、数一之殊。故首明单另之一，乃造化天地万物之真主，而与天地万物无干，兹为无始之原有也。”这是与《古兰经》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作为伊斯兰教根本经典的《古兰经》，推崇一位至高无上、万能永恒的真主，这就是阿拉伯语中的“安拉”。真主安拉开天辟地，创造了大地、苍穹、自然力，创造了宇宙的一切，创造了人类和社会，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回族学者作为伊斯兰教的信徒，不可能违背《古兰经）的这一根本宗旨和基本信仰，因此，他们从“真一”概念出发，认为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事物皆为“真一”所派生，从而在哲学上为真一造化万物作出了论证。从“一”中引出了“多”，在“一”与“多”的关系中，“一”是创造者，“多”是被创造者，在《清真大学》中就明确指出：“单另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真一”是指造化天地万物的真主。
回族学者在中国的条件下，用“真宰”这一概念来论证伊斯兰教的哲学思想，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刘智在《天方性理》卷四中说：“宇宙间千头万绪之理尽也，然不过一‘真宰’之自为、升降来复而已矣。”宇宙间的千头万绪，还是指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也包括精神上的心、性、理，都来自于真宰的创造，世界的起源和归宿只能来自“真一”。《古兰经》指出，真主是最后的归宿，要人们，像真主创造他们的时候那样返本还原。对于这些观点，中国的回族学者也是大加宣传的，他们所提出的“复归论”，是说人们的生命由安拉所创造，在适当的时候也由安拉所收回，一切由安拉所造化，一切又复归安拉，这完全符合《古兰经》的原意。《古兰经》认为，作为万物之首、万物之灵的人，原本是虚无，正是真主安拉的神力，使得人从无到有，得到生命和灵魂，也正是真主安拉的意志和末日审判，使得人生死轮回，并且决定着人的最终命运、最终归宿。刘智在《天方典礼·原教篇》中也说：“归根，返吾自始也，复命，完吾政事也。……是以圣教教人识主，以返其本体；教人敬事，以完其初命。初命完，本体返，圣道之极致也。”在自然界中，生命现象是一个寻常而又不可缺少的现象，正如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落下一样，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人在出生之后怎样成长，死亡之后还有没有灵魂存在，这对古代人来说是一个迷惑不解的难题。对于生命和死亡现象作出较系统的猜测和论述的要数宗教。在宗教中，生命以轮回的形式获得永恒，而这种永恒的生命又操纵在一个超自然的主宰手中。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也有自己的关于生命和死亡现象的解释，这就是回族学者所提出的复归论的根据，认为真主是万物之本原，又是人的归宿，生命复归，返本还原，这本身就是一个真主创造万物、万物复归真主、循环不已的自我封闭的运动，这和黑格尔的从绝对观念出发，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到绝对观念结束的公式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德新的《大化总归》中，也对万事万物的复归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真主造化万物和人类，天地、万物、元气、阴阳都是真主化生而来。马德新在《天方道行究竟》中又说：“造化之初，大命也。大命著，则性理分；性理分，则元气出；元气出，则阴阳成；阴阳成，则天地定；天地定，则万物生；万物备，人类出，则造化之功全矣。”
回族学者的“复归论”与“两世说”是联系在一起的。回族学者在解释“两世说”的时候，对现世世界和来世世界也作了一些阐述，现世世界是指人类生活的世界，来世世界是指人死后的归宿，这也是符合《古兰经》的“两世说‘思想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物质生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人的需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如果没有人的需要，也就谈不上物质生产，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人们创造出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来满足自己多层次的需要，但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而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却是有限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人们要不断生产出更多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各方面的管理者、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又不断地探索如何节制人的欲望，以尽可能的不引起社会纷争和动荡。回族学者在阐述“两世说”的时候，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大化总归》一开始就指出：“诚以主宰之全体大用，必至此而后显其造化之真者。此固有先天者之必有后天，有理世者之必有象世，且象世之必通乎理世，后世之必归于先天者，无非为天地复此真境，万物复此真机，光阴复此真时，人亦由此而复其真德焉，则主宰全体大用之真造化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回族学者阐明现世和后世是要让人们增强对真主的信念，更好地修炼善功。善恶问题是每个社会、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最基本的问题，尽管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善恶有不同看法和解释，但是趋善避恶一直是各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从古代先哲到近代的思想家，行善事、做善人既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用以对世人进行劝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天方道行究竟》等著作中，对复归论都作了重要补充和进一步的论述，回族人把人死后叫“归主”、“归真”，这是对复归论的具体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