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m，1332～1406)，先祖为西班牙阿拉伯人名门显贵，后因逃避战乱，举家迁至突尼斯。他生于突尼斯，聪慧好学，涉猎面广，从小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在宰通大学攻读教法、语言文学、哲学及逻辑学。学成后，又对哲学、历史、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研究。1352年起在北非和西班牙侍奉几位君王。在北非统治者之间的争斗中几度沉浮。他生逢战乱时代，历尽宦途坎坷，既当过高官，也人过囹圄。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周折，终于弃政从文。1374年辞官，闭门着书立说，完成杰作《阿拉伯、波斯、柏柏尔历史殷鉴和原委》，其中绪论部分《历史绪论》，阐述了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科学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是一部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史论专着。1378～1382年间在突尼斯完成史着《柏柏尔和宰那泰的轶闻》献给苏丹，借口朝觐获准出境，滞留埃及，家眷在海路遇难。在埃及任教期间继续着书。一度担任马立克学派最高法官。此间多次去希贾兹和耶路撒冷朝圣。1401年随埃及军队迎战帖木儿，并参与谈判。被俘后不肯为蒙古人出力，借机返回开罗，1406年于开罗逝世。晚年享有盛名，被视为历史及社会学的早期奠基人。
伊本·赫勒敦是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他的《阿拉伯、波斯、柏柏尔历史殷鉴和原委》，是部包罗宏富的巨着，包括前言(论历史学的特点及其各学派之研究)和三部书(分别为：《论文明》、《世界之初到伊历8世纪阿拉伯人编年史》、《波斯人、柏柏尔人及其他人的编年史》)，并附有作者自传——是研究其生平事迹的最好资料。前言和第一部分为1卷，作《绪论》，是全书精华所在。导言部分指出史着的四点不足，阐明着者以整体性观点研究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为目的，力图重史实、公正、客观的论述原则。第1卷前言对史学作了界定，指出史学属哲学范畴，历史应描述社会的运动与发展，包括政治、军事、工业、商业、科学、艺术等方面，指出史学家需具备广博知识，不然则降为说故事人，还论述了人类文明的本质、起源、分类及地理分布；第2卷论及阿拉伯游牧文明的特点及表象。第3卷论述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建制、防卫、税收等；第4卷涉及都市的出现、规模、手工业及都市的兴衰；第5卷着重论述农业、商业、手工业等行业；第6卷着重谈论科学的分类、教育的意义与途径。其学说受到近代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认为他对伊斯兰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适用于伊斯兰，也适用于不同时代其他类型的社会。《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6卷概括为：第1卷社会学概论，第2、3卷政治社会学，第4卷都市社会学，第5卷经济社会学，第6卷知识社会学，突出作者对社会学的贡献。
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了《绪论》的价值，竞相撰文介绍，运用《绪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和历史问题。至1852～1856年间，《绪论》正式印行。1862～1868年出版了法译本，顿时轰动了欧洲思想界，掀起了翻译、出版、研究、评论《绪论》的热潮。伊本·赫勒敦因此书而被认定为“现代社会学的先驱、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伊本·赫勒敦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颇多。
伊本·赫勒敦对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经济着作比伊本·泰米亚的着作更为着名。《绪论》中的第3卷论述了税收问题，第4卷论述了都市社会经济问题，第5卷着重论述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等行业。他对经济问题的论述体系庞大，论析严密，如有关生活资料中“详细论述了生活资料的种类、生产、流通和消费”。从世界经济学发展史来看，在他以前，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过如此严密、深入、全面的理性分析。
他具有整体经济观。其“既是理性的又是伦理的分析”显示出他所认为的经济学不仅是明确的也是规范的科学。更进一步，他运用的“大众”(al-Jambur)一词是表示这样的事实：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大众的而非个体的福利，因为关于大众的经济和社会规律的运行不能够被孤立的个体、个人所影响。伊本·赫勒敦看到了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和教育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绪论》将这些因素分别论述，但他实际上是将这些因素“作为文化中有着内在联系的各个方面来看待，认为这些因素用他们的社会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他阐述了一些基本的经济概念，例如分工的重要性、价值理论中劳动者贡献的认识、人口增长理论、资本的形成、公共财政、贸易盛衰周期、价格体系等等，并将这些概念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
他具有社会经济发展观。认为社会循着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原始阶段发展到游牧阶段，再发展到定居阶段，产生农业和工业，向更高层的阶段发展。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气候、地理、土壤、矿产等客观条件，无不影响着人类文明，而文明又影响着人体的发育和伦理道德的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渗透，它又促使有组织的社会向前发展。只要个人的社会行为能主动顺合经济的潮流，国家的经济就会健康地发展，国家就会越来越繁荣。他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他将人类社会经济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一种是由原始的生产方式(例如农业、畜牧业、狩猎)组成的原始经济，另一种是文明化的、包括贸易和工业的经济。并对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文明化的经济活动在城市中进行，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交换，艺术品被精心制作，技能、技巧已达成熟。最有才能的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使城市更为繁荣和更有吸引力，以致更为杰出的人才被吸引来。统治者保证城市的安全，使环境有助于经济活动。城市被一个有才能的官僚用可靠统一的法律来管理。统治者的花费保证了对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需求。比较而言，在原始的农业领域，安全不能够被保证，其经济活动更为不稳定、不确定。
他强调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护下，劳动者的专业化和分工是可能的，手工业工人将会被雇佣，商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国家的官僚进行定期、规范的称量检查，商业法律以严格而公正的方式应用，这样，交换得到了促进。
他探讨了国家公共性投资、价格水平与经济活动、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通货膨胀与生产工艺水平之间的关系。认为由国家所引起的需求，作为它委托建设的项目和公共工程趋向提高价格水平，但适度的通货膨胀被认为可以刺激经济活动。作为城市的外面——广大的农村和牧区的人们被增加的货币工资所吸引。此外，奢侈品的价格可以比必需品(例如，作为增长、繁荣基础的粮食)更高，奢侈品价格的增长不同程度地进一步鼓励、促进了在生产高质量产品过程中工艺水平的提高，并使其更为专业化。伊本·赫勒敦生活在需求收入弹性的概念被推导出和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理论诞生前约6个世纪的时代，但是基于他在突尼斯、格拉纳达和开罗考察之上的深入经济分析，超前性地建立了类似的学说。虽然这种学说还不够系统、深入，但开拓之功不可不察。
他提出了经济周期循环理论。他认为，城市的统治者和官僚受城市物质繁荣的影响变成腐败的阶层后，税收便被用一种任意专断方式提高，筹措资金以供给统治者和王朝集团奢侈消费。这些税收增加着经济体系不公平的特性，迫使最杰出的人才离开此地到其它城市工作。那些继续留下的人们不再有强烈动力去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结果，城市和它的文明逐渐衰落，也许被从原始的农村或其它更为强大的城市(这里统治者有更为强烈的道德观念意图)而来的侵略者所蹂躏。很明显，他探讨了经济周期循环规律的社会政治原因，说明他分析经济问题的视野不局限于纯经济领域，而往往是从社会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进行的。
他具有“集体主义”的经济观。《论文明》开宗明义地指出，“首先，人类社会是必须的”。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无法为自己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之物品，必须与他人合作才行。孤独一人的力量往往不如一头野兽。必须集合起来，才能抵御猛兽的侵害和外界的袭击。这就产生了“集团主义”，正是这种把人们聚集起来的“集团主义”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最初形式之基础。社会在“集团主义”和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劳动之中发展和富裕，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分化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的发展就是文明的发展。
通过概括国家兴衰的过程与规律，他揭示了工作状态、集体价值观、消费价值取向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国家和人一样，有它自然的寿命。”小酋长国的寿命往往不超过三代：第一代为创业代，生活艰苦朴素，保持着游牧生活的粗犷品性，强烈的部落集团主义使部落成员抱成一团，休戚与共，部落的荣誉由全族人集体创造和享有。第二代则从游牧变成定居，生活逐渐富裕，部落集团主义的观念逐渐淡薄，从集团共同享有荣誉变成个人专有，腐败之风始起。第二代中仍有一部分人盼望恢复第一代的情况。至于第三代，则完全不记得创业的时代了，部落集团主义观念消失殆尽，两极分化严重，不劳而获的一部分人生活奢侈到极点，国力渐衰，直至灭亡。至于大的国家，它的轨迹也是这么三个阶段。因此，缺乏创业精神、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奢侈的消费价值取向、两极分化严重是国力渐衰的根本原因。在中世纪社会政治因素严重制约、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赫勒敦的分析是客观的。
伊本·赫勒敦对经济生活的看法同他的政治体制、国家角色思想紧密相联。的确，他并没有将经济学或政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看待，他的关注点超越文化科学领域。他的经济思想可以归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他对经济的论述总是同社会政治紧密相联。如他认为人类劳动首先是为了取得生活之计，生活资料的充沛是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他的许多经济思想也可归入伦理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如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提出道德和伦理的问题：哪些行为属于人们高尚合法的获取收入行为？他十分注重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通过教义、教条来回答经济问题。他又是一位坚定的伊斯兰经济思想的维护者，作为伊斯兰信仰者，他提出要理解真主的着作，必需客观地研究人类的活动，包括经济事务，以发现它内在的含意。所以，他研究经济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弘扬伊斯兰文化。他的伦理观、劳动观、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国家作用观、消费观等都具有深刻的伊斯兰传统文化烙印。与同时代其他经济理论相比较，他成就十分突出与显着的。
五、一些伊斯兰学者的经济思想
还有一些穆斯林学者的着作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经济问题，或体现了某种经济思想和经济价值观。
被称为“阿拉伯第三代——新生代(民族融合时代)”的文学泰斗伊本·穆加发(724？～760)在其名着《近臣传》中提出了军事体系与国家财政管理相分离的主张：国家军队的指挥与国家财政的管理应区别开来，军队指挥官不应兼管土地税收。其实财政的最高管理人是哈里发，他提出的财、军分治，不能不说是影射地批评哈里发独揽财、军大权。他的主张在推进伊斯兰社会从战时军事状态向和平建设时代转变有着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