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少年时期在初中语文课本上，初读那首被称作中国第一首爱情诗歌的。无须语文老师督促，一诵我便成记了，也就终生难忘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许是少年时期特有的敏感，对那位好逑的君子不大感兴趣，甚至有莫名的逆反式的嫉妒：一个什么样儿的君子，竟然能够赢得那位窈窕淑女的爱？在河之洲，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窈窕淑女，而且演绎出千古诵唱不衰的美丽的爱情诗篇？神秘而又圣洁的“在河之洲”，就在我的心底潜存下来。后来听说这首爱情绝唱就产生在渭北高原，却不敢全信，以为不过是传说罢了，而渭北高原的历史传说太多太多了。直到朋友约我的时候，确凿而又具体地告诉我，在河之洲，就是渭北高原合阳县的洽川，这是大学问家朱熹老先生论证勘定的。朱熹著《诗集传》里的“关雎”篇，以及《大雅·大明》的注释，有“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可佐证，更有“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阳夏阳县”，指示出不容置疑的具体方位。郃阳即今日的合阳县，20世纪50年代还沿用古体字作为县名，后来为图得简便，把右边的耳朵削减省略了，郃阳县就成今天通用的合阳县了。洽水在合阳县投入黄河，这一片黄河道里的滩地古称洽川，就是千百年来让初恋男女梦幻情迷的“在河之洲”。我现在就奔着那方神秘而又圣洁的芳草地来了。
远远便瞅见了黄河。黄河紧紧贴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似的断崖的崖根，静静地悄无声息地涌流着。黄河冲出禹门，又冲出晋陕大峡谷，到这里才放松了，温柔了，也需要抒情低吟了，抖落下沉重的泥沙，孕育出渭北高原这方丰饶秀美的河洲。这是令人一瞅就感到心灵震颤的一方绿洲，顿然便自惭想象的狭窄和局限。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左望不见边际，右眺也不见边际，沿着黄河也装饰着黄河竟有三万多亩，那一派芦苇的青葱的绿色所蕴聚的气象，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我站在坡坎上，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方自少年时代就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绣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荡的气韵，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让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我便暗自好笑少年时期自己的无知与轻狂，好逑的君子可是西周的周文王啊，哪里还有比他更能称得起君子的君子呢！一个君王向一个锄地割麦采桑养蚕的民间女子求爱，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2000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雨下起来了。芦苇荡里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腾起排山倒海般雨打苇叶的啸声，一波一波撞击人的胸膛。走到芦苇荡里一处开阔地时，看到一幅奇景，好大的一个水塘里，竟然有几十个人在戏水，男人女人，年轻人居多，也有头发稀落皮肉松弛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个时月里的渭北高原，又下着大雨，气温不过十度，那些人只穿泳衣在水塘里戏闹着，似乎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温泉，名处女泉，大约从文王向民间淑女求爱之前就涌流到今天了。温泉蒸腾着白色的水汽，像一只沸滚的大锅，一团一团温热湿润的水汽向四周的芦苇荡里弥漫，幻如仙镜。洽川人得了这一塘好水，冬夏都可以尽情洗浴了，自古形成一个风俗，女子出嫁前夜，必定到处女泉净身，真是如诗如画。洽川这种温泉在古籍上有一个怪异的专用汉字——瀵。自地下冒涌出来，冲起沙粒，对浴者的皮肤冲击搓磨，比现代浴室超豪华设施美妙得远了。在洽川，这样的泉有很多，细如蚁穴，大如车轮。《水经注》等多种典籍都有生动具体的描绘。现在成了各地旅客观赏或享受沙浪浴的好去处了。
这肯定是我见过的最绝妙的温泉了，也肯定是我观赏到的最壮观最气派的芦苇荡了，造化给缺雨干旱的渭北高原赐予这样迷人的一方绿地一塘好水，弥足珍贵。我在孙犁的小说散文里领略过荷花淀和芦苇荡的诗意美，前不久从媒体上看到有干涸的危机，不免扼腕；从京剧《沙家浜》里知道江南有一片可藏匿新四军的芦苇荡，不知还有芦苇否？芦苇丛生的湿地沙滩，被誉为地球的肺。无须特意强调，谁都知道其对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
我便庆幸，在黄河滩的洽川，芦苇在蓬勃着，温泉在涌着冒着，现代淑女和现代君子，在这一方芳草地上，演绎着风流。
阅读小助手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段为第一部分，记叙了作者前往“在河之洲”途中的见闻；第二、三段为第二部分，插叙了作者少年时期对“在河之洲”的期盼；第四至七段为第三部分，介绍了“在河之洲”的风土人情；第八段为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作者运用了插叙手法叙述故事。插叙，是在叙述重要事件的过程中插进另一件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年时的作者在游览“在河之洲”时，向我们插叙了少年时的自己对“在河之洲”的向往。这种时间上的转换，为后文记叙“在河之洲”当代的风土人情做了铺垫，强调了“在河之洲”的历史感，也凸显了本文的主题：无论时间怎么变换，“在河之洲”的风情一直在延续，依然鲜活而真实。
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
文/柴静
认识作者
柴静（1976—），记者、主持人。代表作品有自传性作品《看见》及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等。
一
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做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
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像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一样。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ABCD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觉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了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期，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来上，“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这一举动：“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吗？”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
“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吗？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