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甘肃省环保监测站、甘肃省环保研究所与白银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曾对东大沟两侧的八个生产队20岁以上男女社员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认为，沿东大沟两侧的生产队因长期使用含重金属废水，土壤和农作物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灌区社员可能已受到重金属污染。
上述调查已见于公开发表的论文。尿镉检验结果显示，白银污灌区社员尿液中的镉含量中位数为每升3.28-3.757微克，明显高于人体尿镉正常值（每升2微克以下）。
论文指出，虽然污灌区社员尿镉与发镉含量均未超过文献报道的正常值范围，但明显高于对照区，说明镉对人体已普遍产生污染。报告建议，由于镉在体内有蓄积作用，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治持续加重的污染。
在该论文发表22年后，西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硕士研究生温飞在其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继续探讨了白银区重金属污染下的人体健康风险。此时，情况已极大恶化。
温飞的问卷调查发现，白银区重金属污染下的居民已经有63.4%表现出了与重金属污染有关的症状，且以慢性中毒症状为主；有过慢性中毒症状的人群占总调查人群的56.6%。
温飞还通过研究饮食、食入、吸入三种暴露途径，估算出白银区居民在致癌物镉、砷及非致癌物铅、锌、汞等重金属污染下的人体健康风险。
模型显示，白银区城市居民通过食入途径摄入的重金属已经接近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风险水平。若考虑到污灌区居民长期使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作物，其总体健康风险高出城区区民50倍左右，达67.8人/（10万人·年），即每年每10万人当中有近70人因重金属污染致死。
这一结果超过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近14倍。
温飞目前供职于甘肃省环境科学院，继续从事固体废弃物污染研究。在论文发表近7年后，温飞再度谈论起论文中的研究结论，却表现出一丝谨慎。温飞的顾虑并非来自对论文结论的不自信，而是因他的结论缺乏其他研究来支持。在学术界里，他的报告现已成为论证白银地区人体健康受重金属污染影响的孤证。
“说实话，论文写完后，我有些后怕，此后我也再没做过跟踪研究。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结果进行识别，也没有考虑到它在公开之后，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温飞对财新记者说。
温飞强调，利用数值模型计算出的人体健康风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仍有诸多考虑不全之处，重金属污染对污灌区居民造成的实际健康影响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调查。
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白银市的土壤污染状况，并为白银市政府撰写多份环境保护规划的专家建议稿的土壤污染专家南忠仁透露，他此前曾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对白银城郊的土壤镉污染对村民的健康影响进行研究，但立项申请最终了无回音。
“国内在环境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可能是太敏感吧。”南忠仁说。
虽然学术机构的研究项目被搁置，政府疾病部门依旧掌握着一些基础数据。这些数据未被公开，甚至未告知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的村民。不少村民透露，过去几年虽有疾控部门人员前来采集血液和头发样品，但并未告知检验用途，检验结果也未告知。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健康风险评估和基本的健康知识普及，东大沟污灌区的村民对重金属污染和人体健康风险的了解几乎空白。
“我是今年去土壤修复试点里打工，才第一次听说重金属，才知道哪些重金属有毒，才第一次听说如果麦子、玉米里重金属超标就不能食用。可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多年，还能有什么办法？”武宗禄说。
包头坝祸
包钢尾矿坝污染周边6万多亩土地，威胁着7村近5000村民的身体健康。
（财新《新世纪》实习记者刘志毅）
昏黄的灯光下，58岁的打拉亥上村村民任忠诚，翻开一本绿皮烫金字外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上清楚地写着，从1997年到2027年，任忠诚家四口人拥有村中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不过，和本村其他村民一样，他如今已经不太在乎证书上的数字和承诺了。因为在承包权确认之前，他就已经确认：这地种不成了。
打拉亥上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富裕城市包头市的市郊。全村4500亩左右的土地，自古是包头的蔬菜生产地，直到十几年前仍然是。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土地上的作物开始大量减产，近年已发展到基本无法耕种。
打拉亥上村村民向财新记者介绍，有的品种如枸杞、沙枣抗性强，勉强能长出来，但用井里的水浇过之后，还是无法存活。只有汛期来临的时候，从上游带来的泥土在雨水的浇灌下，能够长出些作物，以弥补部分产量。这种“引雨水、借泥土”的耕作方式无法大规模沿用，却一度成为附近几个村庄里特有的景象。
不仅打拉亥上村，周边超过7个村、近5000人、6万多亩土地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近年官方和学者已就此作出结论，此地区土壤、地下水水质均受到严重污染。
村民们对污染的来源并不陌生。如果把这些受影响的村子画成点，7个村子连起来就是一个小半圆的弧线。弧的中心，是一个椭圆形的黑色大型尾矿库--包钢尾矿坝。
包头市西郊12公里，有一座占地面积11平方公里，周长13.6公里，储量1.8亿吨的尾矿坝，1965年8月投入使用，用来储存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包钢）选矿厂排出的尾矿浆。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现在这座尾矿坝坝体已高出周边地面20多米。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王建英介绍，由于水压、毛细作用等原因，尾矿坝内污水通过土壤渗漏，大幅进入周边地区的潜水层，严重污染了附近地下水水质。由于蒸发作用，高盐浓度的渗漏水留在土壤里，造成土壤高度盐碱化。
打拉亥上村最东端，位于包钢尾矿坝西面1.5公里处。根据村民提供的包头市环境监测站1995年、2000年及2006年的监测数据，村里的井水中，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的含量，绝大部分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更遑论生活饮用水标准。
2006年的监测报告认为，这一区域的潜水层地下水总体污染水平比1995年、2000年明显加重，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与包钢尾矿坝内废水组分对比，可以确认两者污染物特征一致。
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资料称，包钢建厂较早，当初国家对企业环保工作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与要求，所以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
受难的村庄
包头，城市名源自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
包钢最早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工建设。由于白云鄂博矿区没有水源，不具备建设选矿厂的条件，只能通过铁路将数十公里外矿石输送到包钢厂区内的选矿厂进行选矿。为了方便对选矿后排出的尾矿进行储存，尾矿库就近选址在厂区周边。
1965年8月，该尾矿坝投入使用。目前，选矿厂每年向尾矿库内排入尾矿约700万至800万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目前尾矿坝最大坝高26.5米，并仍在以每年1米的速度升高。其内水位海拔1047.21米，高出西面打拉亥村地面30余米，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
与打拉亥上村一样受到包钢尾矿坝影响的还有六个村子，新光一村、三村、八村、打拉亥下村、卜尔汉图村、哈业脑包村。
根据2001年包头市九原区政府出具的一份调解意见，仅打拉亥上村、打拉亥下村、哈业脑包村、卜尔汉图村四村就有6万亩“因污染不能从事农业种植的土地”。新光一村老村长石玉山曾说，2000亩土地还剩下不到200亩能够耕作，减产大半。另两村则无官方数据，村民高维程说，两村大约有5000亩土地，均受影响部分减产。
打拉亥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包钢尾矿坝对打拉亥村环境污染的报告》中，称村中出现多例牙齿异常掉光或长出双层牙的小孩，村中还出现急剧升高的脑血栓、骨质增生以及癌症患病率。
数公里外的新光一村是另一个受难的村庄。70岁的石玉山曾任该村村长27年，他向财新记者介绍，村子原先是包头的“菜园子”，人民公社时期专门为包钢职工以及包头市内提供优质蔬菜，于是也被称作“蔬菜队”。“蔬菜队”产出的蔬菜品种多，产量、质量好，因此还曾被评为“4号先进队”。
“尾矿坝的地下水渗过来，把这边的地下水全污染了，以后菜就完全没法种了。”石玉山说。村民证实，原先打井打到30多米也就可以喝，但是后来需要到80多米、100多米，而目前，必须是160多米才勉强能喝。
从1979年起，盐碱化的地下水开始影响“蔬菜队”，蔬菜、粮食明显减产。为此，石玉山多次向市里反映情况。虽获得部分补偿，但新光村被污染的消息传开，自此蔬菜、粮食难卖。在现在的新光一村里，财新记者只见到了部分玉米和小麦地。村民说，亩产量不到原来的一半。
村民讲述，近年来，多个村庄的动物出现怪病。牛羊喝了村里的水，吃了地上的草，有的长出异常长的龅牙，长到顶住下颌，最后因无法进食而成批饿死。不少村民的牙齿变为黄褐色，骨质也变得硬脆易折。
“平时走路崴一下，不是骨裂就是骨折。”也曾任过新光一村村长的田雄对财新记者说。田雄举出近年的几个例子：三十七八岁的村民康强，如平时一样在路上走着，“突然一崴，就骨折了”；村民王秀花坐电车时，“一上车，没上去，又一下掉下来了，骨折了”。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王建英谨慎地表示，虽然目前尚缺乏可以证明的科学研究，但是直观地来看，氟化物的摄入确实使尾矿坝周围的动物和人的牙齿、骨骼出现问题。
在苗菲菲、司万童等于2012年5月完成的《尾矿库渗漏水导致泥鳅氧化损伤与DNA损伤的研究》中，检测数据显示，包钢尾矿库渗漏水所含氟离子量为地下水三级标准的6.2倍。除此之外，亚硝酸盐含量为地下水三级标准的154.5倍，氨氮含量为标准的1594倍，全盐量为标准的4.5倍。
癌症谜团
说起包钢尾矿坝，从小就生活在打拉亥上村的任忠诚感情复杂。他回忆说，建坝时新中国才成立十几年，村民们十分支持尾矿坝的建立，征地时村集体象征性地一亩收一毛钱，但现在看，其污染已让人“想起来生气，睡不着觉”。
打拉亥村村民向财新记者提供了一份1999年至2006年间死于癌症的村民名单。名单显示，八年间共计61个村民因癌症去世，落款处盖有打拉亥上村村委会的公章。
据村民苏永红估计，上述七年间打拉亥上村的平均常住人口应该不足千人。自此，曾经以秧歌调、踩高跷闻名包头的打拉亥村又多了一个名字--“癌症村”。
在打拉亥上村，大多数人不敢体检。因为有太多的先例，怕查出什么不好的病接受不了。“还不如先不顾那么多，给家里多挣点钱。”苏永红说。
其他村的村民虽未像打拉亥上村一样认真作过统计，但也表示村中癌症病人较多。但另一方面，村民和专家目前还无法确认癌症与污染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表明，上述多个村庄的土壤和地下水不仅受到氟化物、重金属等污染，还受到了放射性污染。
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王晓卿等发表的《包钢尾矿坝周围土壤放射性钍污染趋势及其防治措施研究》援引《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包头市辐射环境质量报告书（2006年度）》指出，白云鄂博矿开发利用引入的放射性钍，其中90%都转移到包钢尾矿坝中，每年达3160吨。截至2006年年底，钍含量达8.8万吨，其总放射性接近建坝时存放限值。
2006年包头市辐射环境管理处对包钢尾矿坝周围土壤放射性污染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污染范围最远达到距矿坝3公里左右的距离，受放射性污染的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是2002年污染范围的1.5倍，是1998年污染范围的3倍多。
不少专家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虽然从直观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癌症发病率确实较高，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但是目前在学术上，还并没有严谨的流行病学调查可以支持该地区的辐射导致了癌症的高发。
十年索赔难
打拉亥上村的贾换小已经76岁，即使走平路也一瘸一拐，却成为近两三年从村里到镇里跑得最勤的人。
为了反映尾矿坝污染的情况，贾换小不断到镇里上访，除了与镇长产生矛盾，他未曾获得实质性结果。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建议他不要辱骂镇长，要一层一层地上访，最后告到北京。而他的现实难题，却是不知该怎么写上访材料。
村里人早已定下规矩来激励上访：只要谁能“跑回钱来”，就能享有10%的提成比例。前提是，村里并不负责上访的费用。规矩定下已经数年，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曾经有几次，村民们拿到了少许的补偿，靠的是与包钢的施工对抗。近年，每当包钢要对尾矿坝坝体进行一些施工作业时，村民们便聚集到坝上阻止其施工。包钢为了顺利施工，往往也会掏出一笔钱。
根据《关于顺利实施包钢尾矿坝工程及污染赔偿问题的会议纪要》（包府办纪字[1996]18号）的记录，包钢向哈业脑包乡打拉亥上、下村、卜尔汉图村、哈业脑包村共支付200万元，作为尾矿坝从建坝至当时对上述四个村污染的“全部”赔偿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