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一些大臣的不满。永平元年(291年),贾南风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291年三月,贾皇后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司马玮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位置,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杨太后因没有食物八天后饿死)。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贾南风对未能独揽政权不满意,当年六月,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司马玮友人岐盛劝其乘机扩大权力,司马玮犹豫不决。
贾南风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太大,在杀了司马亮的第二天,她依张华之计,派人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司马玮的部下闻诏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马玮束手就擒。贾南风至此并不罢手,他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由此朝政大权被皇后贾南风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多被委以重任。例如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贾皇后还起用当时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贾南风把持朝政达九年之久。国势也相对安稳。
太子司马遹乃谢才人谢玫所生,与贾南风一向不和。299年,贾南风设计废除太子司马遹,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不久被杀。司马伦、孙秀等人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废贾皇后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张华、裴頠等人当时被杀,很多官员都被罢免。贾南风后来被送到金墉城,司马伦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金屑酒而死。事后司马伦假诏书自封相国,孙秀等人都被封大郡,握有兵权。司马伦一党掌握了朝政大权。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也无治国之能。党羽之间钩心斗角,在政治上并无建树。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皇帝,晋惠帝被废,软禁于金墉城。司马伦眼睛不好,人称“瞎儿”。真是“瞎儿”夺了“傻儿”的皇位。
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CD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之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CD王司马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CD王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司马越对CD王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CD王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CD王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司马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CD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后人多将“八王之乱”嫁祸于贾南风头上。这位贾南风皇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史书上对其极尽贬斥。记载贾南风身材矮小(约1、4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可谓丑陋之极;而且嫉妒心强,心狠手辣,曾手刃嫔妃。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成为皇后?原因在于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之女。贾充在曹魏时任大将军司马昭的军中司马、长史等职,后为廷尉,爵封宣阳乡侯。他能言善辩,为人巧慧,很得亲信。魏主曹髦深知司马氏久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贾充作为司马昭心腹,也积极地为其摇旗呐喊。后来,贾充奉命带兵杀死曹髦,并劝司马昭取代曹氏另立朝廷。司马昭做晋王后,曾想立次子司马攸为世子。贾充劝阻说:“长子司马炎聪明神武,胆识过人,身材魁梧,有超世之才,又宽仁孝慈,有人君之德,能归附人心,应立长子为世子。”这样司马炎得以世子身份继承晋王爵位。司马昭临死前,拉着司马炎的手,谆谆嘱咐他说:“真正知你者,是贾公闾呀!你不要辜负于他。”贾充因此很得司马炎的倚重,不久被拜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封临颍侯。司马炎受禅称帝后,贾充因功被加爵鲁郡公,拜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又拜为侍中、尚书令之职,参与枢密机要,一时朝野侧目。贾南风成为皇后,还得到了当时一些晋武帝亲近权贵大臣的极力推荐。虽然后世对贾南风诟病甚多,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这场宫廷斗争之中,她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她当政的九年间,西晋政局还是难得的平稳,“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海内晏然”。她任用的贾模,史称“以才望居之”,重用的张华、裴頠,均是史上名臣,阮籍曾说张华有“王佐之才”。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全国性自然灾害,朝廷采取减赋、减税、赈灾等一系列措施应对。将“八王之乱”归罪于贾南风确实不公。从史实来看,恰恰是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南风后,形势才进一步恶化。不过,我们从这场宫廷内斗中,却可以看到另一点,即司马家族的衰退,司马诸王在其中表现出的贪婪、怯懦、犹豫,以及兄弟间的残忍、才略的缺乏、斗争手段的卑劣,难以与三国时的群英荟萃相比,真是应了阮籍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由大及小、由远到近表现为:
一是为后世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提供了血的经验教训,分封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通常有两种治国模式,即分封制和郡县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联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诸侯王位世袭,并拥有封地,拥有世袭统治权,拥有一定的地方独立性。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的,是按照地域划分,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免调迁,郡县是地方行政机构,官位不得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西周曾实行分封制,在当时对稳定时局、维护西周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分封制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封建大一统,其危害性在汉代尤其突出。西晋时,实行裂土分封,给予了诸侯在封国内的行政权、人事权,造成了藩国林立,各封国独立自处的体系,特别是在裁撤中央在地方驻军的同时,居然给司马诸王配备军队,使得藩王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上具有了相对优势;不仅如此,西晋统治者还授予了一些藩王都督某些地方军事的权力,如反对赵王司马伦的三王,都是出镇地方的都督,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从春秋战国开始,历代君主在选择治理模式时,均慎之又慎。即使实行分封制,大多数情况下分封的诸侯也只能享受封国的赋税收入,不得干预封国的行政,尤其不能拥有及涉足军事武装。司马氏实行分封制,一是亲眼看到曹魏怀疑同姓不予分封,很快为其所禅代的残酷现实,一是出于士族本身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士族的根本是宗法,家族利益是其最终目的,这一点在两晋时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司马氏,许多士族大户往往都是家族利益至上,常常将家族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但历史的讽刺在于,在抢夺王位时宗亲们表现出的“六亲不认”让人心惊,如果晋武帝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王夫子在《读能鉴论》中指出,曹魏怀疑同姓,西晋怀疑天下,无论分封还是郡县,只要是出于这种怀疑心理的制度,都必定导致“乱亡之祸”。认识可谓深刻。从西晋之后,分封制基本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郡县制成为主流。换个角度说,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贡献”吧!
二是司马家族进一步衰落,进而形成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八王之乱”基本让司马一族丧失殆尽,且大多“死相”极惨。司马玮、司马亮及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设计杀死。司马冏、司马颙、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死者近十万人,司马伦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被赐金屑酒而死。司马冏一党被司马乂所灭,斩杀俘虏了六万多人。司马颙不甘司马乂独揽政权,与司马颖共同兴兵讨伐司马乂,司马乂获胜。朝廷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夜捕获司马乂,司马乂被活活烧死。司马越操纵下的晋惠帝又下令追捕司马颖,司马颖兵败后被捕杀。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不疑有他,就乘车上路,被南阳王司马模所派遣的将领梁臣掐死在车
内,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司马颙就此绝后。就连在“八王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司马越,在继还洛阳后,四海皆知其不臣之迹,加之当时经济破坏严重,动乱迭起,上下分崩离析,后忧惧成疾,不久去世。其部下欲下葬东海,石勒追上后,“焚其柩”,还尽杀三万余人。从此,司马氏一族已所剩寥寥,倒是司马睿这个远亲,因地位太低、远居山东琅玡一隅、亲戚关系太疏,反而和“八王之乱”没有扯上太多关系,居然成为硕果仅存中的“极品”,这也算是“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历史总是在必然中充满偶然性,让后人读史时一面唏嘘不止,一面又哑然失笑。但在司马睿称帝东晋后,由于司马氏一族基本凋灭,使得王、谢、庾、桓等大族得以长期把持政局,形成士族大户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由此而起。
三是导致“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西晋走向灭亡。
三、“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的巨大影响
“八王之乱”的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时期。
匈奴左贤王刘宣等私议:“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而存有这种心思的并非刘宣一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秦(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雍(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的氐、羌推氐帅齐万年为“皇帝”;永康二年(301年),散骑常侍张轨求为凉州刺史,“阴有保据河西之志”,而自316年晋愍帝降汉国、西晋亡后,当时的前凉势力统治者张寔保据凉州河西之地,虽向晋王司马保、东晋称臣(正式册封要迟至东晋咸和八年),但其半独立的态势,实际割据凉州的野心立场不容否定;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蛮人张昌据江夏(今湖北安陆)拥立丘沈(后改名刘尼)为天子,建国号“汉”;永兴元年(304年),氐人李雄在CD称王,建国号为“成”,并于两年后称帝;也是在这一年,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王,建国号为“汉”,并于308年称帝;永兴二年(305年),右将军陈敏据江东叛,自称楚王。“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史称“五胡乱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且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后来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建立“后赵”的羯人、开“前燕”之基的鲜卑人等,都曾卷到“八王之乱”中,都经过这场战乱的锻炼,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八王之乱”中,司马越一党曾以鲜卑、乌桓为先驱,是司马越的重要力量。而司马颖则联合匈奴人刘渊及其部属石勒。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东晋,因东晋的建立与司马越有直接的关系,故东晋后来与刘、石的对抗,一定程度是“八王之乱”对抗形势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