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一套完整的逻辑理论和推理分析，成功又全面地阐述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理性的无知”。这可以概括为：当经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作为理性的个人，恐怕不会有人去缩减自己的支出并以此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同理，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没人会增加支出以求经济增长。道理很简单。第一，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心里都很清楚，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这类问题而言，仅凭他（她）自己的单枪匹马是无济于事的；第二，如果别人真的努力这样做了，那么他（她）自己是不会被排斥在享受稳定价格和经济繁荣的圈子之外的——稳定的价格在此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所谓“公共产品”或“集体产品”。显而易见，稳定的价格乃所有买者和卖者共同作用的一个集体结果，也只有靠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办得到，而且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正是因为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或所谓的“货币选票”）无足轻重并因此而采取某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理性的无知”。
三、论著内容
1.对传统集团理论做出修正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是集团理论。作者认为一个集体的行动与行动的效率与集团规模紧密相连。总体上，依据集团运作所遵循的原则，集团分为大集团和小集团，集团是否采取行动、集团的行动是否有效，都与集团的规模有关。本书中前两章介绍了作者的集团理论与传统的集团理论的不同之处，其余部分重点讨论大集团的行动，并试图通过许多现实与非技术分析来证明美国的许多大型经济组织不得不建立一些特殊的制度来解决所存在的成员吸收问题。
传统的集团理论包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如私人组织和集团的形成、集团之间人们的关系、集团的结构和所承担的功能等，奥尔森说：“所有的传统理论都假设，参加自发的社团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小集团和大组织都处于同样的理由吸引其成员。这一理论的随意变体认为存在一种加入集团的嗜好，而根本不区分不同大小的集团有什么区别。”但是，作者认为，集团的大小不同严重影响着其吸纳成员的方式。
作者先后用技术分析和非技术分析的方法证明了以下命题：“在集团中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的倾向”、“在一个很小的集团中，由于成员数目很小，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一集体物品就常常可以通过集团成员自发、自利的行为提供”、“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在抱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令人惊讶的倾向”。因此越是大集团，越不可能采取行动去获得哪怕是最小数量的集体物品。这就是奥尔森学术思想中的集团理论，与传统的集团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对集体和非集体进行区分
对集体、非集体进行区分有助于在对经济自由的限制，政府、工会或其他任何组织的强制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分析。
强制性的力量不仅仅在国家政府中才有，它同样会出现在一些大型集团用来维持自身发展的历程中，这种强制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自由加以限制。通过对美国工会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结合工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得出结论：“工会的产生不能用工人对就业机会稀缺感到悲观来解释，限期加入工会或其他形式的强制对工会的力量和稳定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工会中不得不存在强制性，许多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被奥尔森认为是无意义的，原因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般来说，工会和国家都为大集团提供共同或集体利益。因此，个体工会成员与个体纳税人一样，不能自己保证集体物品被提供，但不管他是否试图获得这一集体物品，他都能在别人提供后获得它。工会成员和个体纳税人一样，不会受到激励做出比他被迫做出的更大的牺牲。”同时，作者认为，政府或者其他大型组织在提供集体物品和服务时，会对经济自由造成一些限制，而它生产非集体物品时，不一定限制经济自由，因此我们讨论的重点应是集体物品或者服务的提供对经济自由的限制问题，以及强制性在集体的形成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机理问题，这一鲜明的观点为其后的国家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
3.试图对马克思国家阶级理论做出扩展
经济学中传统的国家理论大都缺少对集体物品的重点研究，比如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本书认为，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可以和大型经济集团或组织理论进行相互比较，二者有共通之处。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认为阶级和个人都是自私的，这与奥尔森思想中人性的假设基本相符。作者写道：“马克思有时把‘阶级’限定为经过组织的集团：只要他们的一致利益不足以产生一个共同体、全国性社团和政治组织——他们就不会形成一个阶级。”
但是，作者认为，马克思预言的阶级行动没有成为现实，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动机问题，也不会是存在非理性因素所致，马克思的理论仍不完善。“那些批评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上合理而心理上不现实的评论家不仅没有发现马克思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矛盾，也错误地认为没有发生马克思预言的那种程度的阶级行动是由于缺乏理性的经济行为；从逻辑上讲，是经济行为没有达到一定程度。”
4.提出“有选择性的激励”作为协调集体与个人利益的一种动力机制
作者将集体利益分为排他性利益（零和博弈）和相容性利益（正和博弈），这两种利益恰好相对应于两种集团，对于前者而言，分利集团的规模越小越有利于排他性利益的积累，而对于后者而言，理论上集团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越有利于总收益的增多，但是当集体规模增大的时候，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会逐渐显现（例如“搭便车”行为的出现），书中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缓解策略就是“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以此来使大集团努力实现其行动从而增加集体利益。
书中最后两章重点讨论了一些压力集团、非经济集团和政党的行为，通过解释美国最大的经济压力集团的集体行为，引申出了所谓的“副产品”理论，通过解释许多代表少数企业的行业组织何以将小集团拥有特殊的组织行动能力作为基础采取行动，来引出“特殊利益”理论。将这些逻辑贯穿于广泛的政治、生活领域，最后一部分揭示出：“大型集团或潜在集团一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来强化其共同利益。”
奥尔森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种纳什均衡，无论是针对“搭便车”设计的“有选择性的激励”，还是那些不会自愿采取行动的大型集团或潜在集团，描述的都是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量的一种现实中的均衡局面。总体来说，“有选择性的激励”的提出同时照顾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对市场自身带来的缺陷是一种有效的补偿。
四、简要评述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将经济学理论引入非市场行为（如集体行为）做出的逻辑分析，奥尔森洞察了抽象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并将理性预期的重要思想加入其简单模型，用现实的案例加以分析，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理论还可用来作为分析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决策问题的工具。它解释了市场中各类集团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条件，在理论分析层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奥尔森的学术思想重点讨论的是市场无效理论的一部分，与斯密“无形之手”的观点相左，奥尔森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看不见的手会失灵，即经济活动中每个人在精明地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不一定会是整个社会或集团的理性选择，如大规模的集体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需要借助适当的制度约束和激励，市场无效才有可能被矫正。这种学术观点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要提供提供足够大的选择性刺激，需要多次讨价还价才能最终确立并得到执行。而多次的讨价还价又依赖于高额的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很难得到有效确的实施。此外，本书过于依赖“经济人”假设，忽略人性的其他因素，如道德观念、宗教情感等在行动选择时的作用。
扩展性阅读文献
[1]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公共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陈治东.论《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主要观点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魅力中国，2009（31）.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璇）
埃尔赫南·郝尔普曼保罗·克鲁格曼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①
①[以]赫尔普曼（Helpman，E.）、[美]克鲁格曼（Krugman，P.R）著尹翔硕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一、作者简介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Helpman，E.，1946— ），是以色列经济学家，现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研究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
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P.R，1953—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新经济地理学等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书关于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构建是促使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之一。之后，两位作者又出版了《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1989）一书，对新贸易理论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二、本书精要
本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进展，对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学体系，被誉为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