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基于社团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压力，文学研究会通过《小说月报》采取多种方式对作家冰心给予了全力推介和塑造，直接影响着文学的接受状况。它所采用的策划、运作方式，后来成为了现代文学期刊及出版者推出作家的主要手段，形成了文学与期刊、出版界紧密合作的文学传统：
粗略统计，在“商务”版的“小说月报丛刊”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现的著名作家除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外，还有徐志摩、周作人、朱自清、王统照、鲁迅、黄庐隐、—孙伏园、沈雁冰、郑振铎、老舍、李金发、朱湘、刘大白、顾一樵、敬隐渔、瞿秋白、王以仁、徐玉诺、张闻天、梁宗岱、许杰、张天翼、萧乾、蹇先艾、巴金、卞之琳、艾芜、李健吾、李广田、王仁叔、沈从文、靳以、熊佛西等。另外还有许多著名译者、理论家，这些作家的成名，大部分是经过“商务”的文学期刊——以《小说月报》为主的一番策划，由期刊走向丛书。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丛书：现代文学与出版制度的结盟
一、丛书的编选宗旨：展示新文学发展实绩，深化思想启蒙
除报刊之外，书籍也担负着文学传播载体的职责，丛书的出版更能反映出版业与文学联姻的文化现象。文学研究会本着展示新文学发展实绩，推动思想启蒙深入的原则，先后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等六类丛书共250余种，总时间跨度约20年（部分丛书在文学研究会解体后仍在出版），品种之多，历时之久，一时无二，成功显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力量和气势，并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丛书相互辉映，成为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两大丛书。文学研究会借助现代出版的制度力量，进一步确立了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推动了出版与文学的结盟，文学话语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直接影响到以后现代出版史中“文学丛书”的大量涌现。
现代文学丛书不同于传统的“丛书集成”，后者主要发挥“图书馆”、“资料室”的作用，目的在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而现代的“文学丛书”则首先是出版者经营与策划的结果，它不仅带给出版商商业利益，同时还要有普遍的社会利益，担负着文学的创造、传播的功能。因此它“是文学大众化、平民化价值追求与现代出版形成社会公共空间和文化的产业化的多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丛书’的背后，包含着创造与传播、个人与社会、审美与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多种关系。”
当然，没有出版与文学的联合，文学建设与出版制度的共同发展，现代文学丛书也不可能顺利编辑出版。现代文学丛书“不是发表新文学作品，而是对新文学进行‘盘存’，借助现代出版，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意义”。新文学需要获得社会的承认，需要确立自己的位置空间，现代文学期刊为它提供了最初的发表基地，将这些已经发表的零散的单篇的作品汇集成书的工作则需要“丛书”来承担。新文学发展取得的整体实绩，只有最后形成书本的形式，才能得到最彻底地展现，从而产生最深刻的社会效应。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现代出版业的有力支持，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无疑是最佳选择，这样，不仅新文学可以借助现代出版业全面展现发展成果，商务印书馆也能够通过自身具备现代社会特质的文化资本——出版业对文学的发展实施自己的影响，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的问世。
商务印书馆在《小说月报》革新后不久，就开始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组织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与“小说月报丛刊”。丛书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由出版社的规模与实力、策划者的眼光与意图、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号召力互相联结作用。文学研究会着眼于新文学建设，目的明确，而商务印书馆在具体编选方面则充分考虑到市场需求与商业利益，运作十分谨慎，二者在合作中彼此调整适应，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效。这种丛书出版模式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后各种丛书大量涌现，如“创造社丛书”、“未名丛书”、“乌合丛书”、“狂飙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七月文丛”、“七月诗丛”、“每月文库”、“野草丛书”、“北方文丛”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35—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述现代文学史中涌现的“丛书”现象无疑可以最直接地显示新文学发展的整体力量和气势。
丛书的编撰是新文学成绩的集体性展示，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从文学理论的倡导发展到了创作实践的实施。它总结了新文学在最初发展时期的成就，以作品选和导言的形式完整地呈现出新文学的历史和意义，并努力把新文学的观念渗透为一种制度形式，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影响深远。
二、丛书的构成、宣传策略、出版实况及其影响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推出，主要的推动力无疑来自新文学社团内部，在整个丛书的酝酿、策划、推出的过程中，郑振铎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很早就有编辑丛书的想法，早在1919年主编《新社会》旬刊时，就曾筹备出版有关“通俗丛书”的工作（后因条件限制未成）。1920年7月2日撰写《我对于编译丛书的几个意见》，从理论上强调了对丛书编辑工作的观念。强调注重质量，态度要慎重，同时要有全局规划，要照顾各学科、各门类：“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
该文应该引起了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蒋百里的注意。蒋正在梁启超的指示下主编“共学社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时，郑振铎与蒋百里经人介绍相识，郑应蒋约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两套丛书，加入该丛书的出版。这两种丛书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丛书，而且大多是从俄文直译的，因此，对于介绍俄国文学，推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是，这些丛书可以看做后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前身，因为这些译者几乎都是后来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而且郑振铎正是通过编辑这两套丛书得到了经验，并得到了“商务”当局的信任，从而使后来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宏大编辑出版计划顺利得到“商务”的同意。
早在筹备发起文学研究会时，郑振铎就开始设计出版该丛书。在起草的文学研究会会章第四条，就提出该会有两种事业，一是研究，二是出版，包括“刊行会报”和“编辑丛书”，并很快得到了“商务”的同意。1921年5月，他进“商务”工作，该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在他的主持下顺利展开了。
（一）宣传造势
1921年5月25日，《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后来又相继刊载于5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等报刊。
5月26日，《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后又登载于5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8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8号等报刊。
5月27日，《丛书目录》刊发于《民国日报·觉悟》，共收书目87种。后又刊发于《时事新报·学灯》，题目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预告》；还刊发于6月10日《东方杂志》、8月10日《小说月报》，书目有所变化，共83种。
该丛书的上述信息在这些影响很广的报刊上的连续曝光，是一种非常见效的宣传手段，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一手法也为后来的丛书编辑出版者们纷纷效仿，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
（二）明确的目的性
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的编选出版目的极为明确，这一点在“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缘起》中有清晰的阐释：
我们在文学研究会的名义底下，出版这个丛书，就是一方面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缘起》
本会为系统的介绍世界文学，并灌输文学知识，发表会员作品起见，刊行本丛书。——《编例》第一条
该丛书不仅收入创作，还收入翻译作品和文学理论、文学史著作。特别是后两类著作，更为编者所注重。《缘起》中提到：科学的“批评文学与文学史著作”，“在中国是向来没有过的。
我们把它们介绍来的原因，就是要使文学的基本知识，能够普遍于中国的文学界，乃至普通人的头脑中。”
在《编例》中，列在最前面的书类是：（1）文学原理及批评文学之书；（2）时别的、地别的及种类别的文学史及文学概论；（3）各作家之评传，个人的及集体的。
虽然碍于种种原因，未能做到全部出版，但是这种启蒙的初衷还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在编例和目录中的体现及发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20年代初期，如此重视理论建设的，文学研究会及其丛书是独一无二的。
（三）“丛书”出版实绩
“文学研究会丛书”自1921年10月开始出版，至1937年4月止，陆续出版107种。在翻译方面成就斐然，共翻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等8本文学理论名著，还有泰戈尔、莫泊桑、高尔斯·华绥等35位外国作家的50多部作品。入选的主要是外国知名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在读者中很受欢迎的作品。如1922年10月版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12月版的王尔德《狱中记》，7月版的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都多次再版。同时收入本土作家创作集：瞿秋白、叶圣陶、老舍、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朱湘等人最初的创作集，都收入其内。
同属于“文学研究会丛书”系统的，在20年代还包括以下几种丛书：一是“小说月报丛刊”。1924年11月—192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12册为1集，共60册。郑振铎主编，徐调孚助编，选入的都是曾在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四十八开本，每本约七八十页，售价便宜，便于携带或保存，所以也深受读者欢迎。
二是“文学周报社丛书”，仍是由郑振铎主编，时间跨度为1925年12月至1930年5月，共出28种。除了文学作品及理论外，还收有丰子恺的两本漫画集。现在提到该丛书都说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但最早几部书问世时，开明书店还未诞生。1925年初，《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因为发表关于性道德的文章而被资方开除，在郑振铎等人的支持下，章办起了“妇女问题研究会”，郑把《文学周报》及其丛书都交给该会印行。章锡琛于1926年8月1日正式创办了开明书店。
上述两种丛书，都是与郑振铎当时主编的刊物或副刊有关，大多收入的都是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而且多采用小型形式，装帧简易，出版周期短，容易推广。
此外，还有“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书”。1924年1月至1928年10月共出9种，均为郑振铎主编。他在所撰写的该丛书的序言中指出：
现在提倡戏剧的人很多，学生的爱美的剧团也一天天的发达起来。但剧本的产生，则似乎不能与他们的需要相应。到处都感着剧本饥荒的痛苦。到处都在试编各种剧本，而其结果，则成功者极少。……所以在现在的时候，通俗的比较成功的剧本，实有传播的必要。我们印行这个通俗戏剧丛书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该丛书共收入20个剧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套新的剧本丛书。在20年代，专门的剧本丛书很少见，该丛书的推出无疑对我国现代戏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编者的非常清晰的编选宗旨——引导中国戏曲的发展走向——实为中国新文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这一丛书系统的，在30年代还有“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主编都是郑振铎。前一种丛书出版起止时间为1930年5月至1939年10月，共14种，内容包括阿志巴绥夫《沙宁》（郑振铎译）、路卜逊《黑色马》（映波译）、福楼拜《萨郎波》（李颉人译）等长篇小说，以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内不同作家的作品选译，如傅东华选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化外人》，卞之琳选译的外国诗、散文、短篇小说集《西窗集》—，朱湘选译的外国诗集《番石榴集》以及法国、日本、俄国小说集等，都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