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媒介打造政治地图
兰斯·班尼特（W.Lance Bennett）将新闻称为“政治的幻象”，他用独特的视角揭穿媒介的神话，并鲜明地指出新闻与政治之间的相生关系。
文化可以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进行多向渗透，而政治世界在媒介文本中也能清晰呈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政治空间是通过新闻报道等样式来描绘的。因为除了城市中的建筑通过边界的设立来划分政治空间，对于媒介资源的掌控也是构建城市政治空间的有效手段。人们将传播媒介作为各个政治群体的言论通道，于是新闻报道包含了权力和文化的关系链，并体现了不同城市功能区的功用与形式，以及各利益群体的强弱态势。政府权力、政治文化、政治生态隐藏在新闻话语中。
在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媒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未直接体现，但实际上，媒介机构内外的政治经济网络，间接影响着媒介的内容。
一般而言，对于信息的掌握和使用，往往会决定权力和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力量的权衡过程，可以通过新闻表现出来。一直以来，政府、各个利益集团、公众对于媒介信息的争夺都持续不断。在其统治的过程中，媒介就作为城市政治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即“把关人”，以决定开放或关闭哪些空间与平台，过滤不利的声音。于是，政治权力的强弱对比，在媒介中清晰呈现。城市政府权力结构也有不同的模式。其一是精英式（elite theory）。
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在《社会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一书中，以美国亚特兰大市为分析样本，分析其决策层的层级和权力运行的过程，提出城市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作为政府的代言机构，媒介传达的便是社会中少数人的观点。政府首脑和社会精英依靠媒介进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并由此控制公众思考的内容，并传递符合自身利益的观点。因此，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地位的集团便能够掌握媒介的话语权，建立对自身有利的权力链条。其二是多元式（pluralism），以美国纽黑文市为代表。罗伯特·A·达尔（Robert A.Dahl）在《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一书中，对该市政治权力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多个团体拥有资源，并在特定领域发挥影响力，城市政治呈现多元化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媒介资源也将被分散掌控，大多数人的意愿能够得到反映和体现，政府部门、利益团体、民间机构、学者专家等等，都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网络。
城市中政治图景的展现不仅在于政府掌控了什么样的政治资源，同时还在于公众如何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力。于是，市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中政治力量的对比。因为这种新闻样式使得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公众浮出水面，打破了精英垄断媒介话语的固有模式。一直以来，公众都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消极旁观者。这种状况在各个城市的政治新闻中都有体现。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往往使公众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消失。政治传播更多的是为政治圈内的人士服务，其身份角色对于更大范围的公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样，公民的信息需求对他们来说也不明晰。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边缘化造成了长期以来的“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这样的政治地理在新媒介技术（如网络）影响下，发生了一些变化。网络与以往大众媒介的单向传播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将公众的意见及时地反馈给政府部门，其中，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能同时呈现，从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精英的媒介霸权。
少数群体的权力也是城市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介文本与地图类似的一点在于，如果某些区域被有意忽略，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文化和政治景观就很难被人们所关注。城市中的亚文化群体、少数族群，他们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又是被忽略的他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这些他者群体也会争取自己的再现空间。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涂鸦”。城市的围墙、地铁、建筑工地等，都可能成为这些群体表达其欲望的场所。而在主流文化控制的媒介文本中，给予他者群体以适当的空间，才能使得城市政治图景更为合理与平衡。所以，弱势群体通过占据媒介资源（例如少数族裔媒体、同性恋媒体等），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与城市中的街道、建筑的功能一样，大众媒介也努力为城市及城市人群打造关于政治格局的认知和集体记忆。政治力量的对比、媒介议程的设置等等因素，使得城市的政治地理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城市的身份与政治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的影响，因为媒介具有极强的渗透能力，可以依据政权的转移、政策的变化来重构城市地理。以香港这个城市为例。
1996年至1997年香港播出了系列纪录片《香港传奇》（TVB无线有限公司，共39集），这部纪录片是在香港回归的政治背景下制作而成，包括香港历史、中西传统、城市规划以及都市传奇等内容。在这个文本中，呈现了香港历史中对“大陆人”的认同历程。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移民和香港人的形象被分为对立的两极，大陆人无疑是“他者”，被称为“阿灿”（落后、粗俗和懒惰的代称），与之相反，香港人则摩登、进步和守法。而且，“中国人”这一身份被弱化甚至隐匿。但在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的中国人身份再次得到强化，负面的大陆人形象也逐渐淡化。可以说，随着大环境的改变，香港这座城市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性格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片中关于“东西方的交汇点”、“华洋杂处的城市”、“世界知名的经贸中心”等描述，刻意凸显其经济特性，也更加符合回归之后的城市定位，并不超越政治权力的边界。《香港传奇》作为一个媒介文本，在想象的空间中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政治形貌，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关于城市的叙述将与媒介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大众传媒与城市政治生态
城市政治空间的建立伴随着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尔曾做过描述：“由于社会支配利益的制度化，城市的角色、意义及结构的主要变革，通常是大众动员所要求的结果，这些动员所造成的城市结构转化，就称之为城市社会运动。”事实上，城市社会运动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空间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政治资本。无论是无形还是有形的空间，都是统治者们争取的对象，并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对空间的占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城市，我们必须关注其中的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住宅、交通、社区服务、文化设施等等都是通过城市空间进行生产，并用以提供给公众消费的。在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城市进行着物质生产、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并以此建立城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各种权力结构、群体关系也被确定下来。
一直以来，作为文化产业生产者的大众媒介都积极地投入到城市空间的建造与城市社会运动中，并在城市政治结构中发挥作用。从城市的政治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的支撑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城市资本累积和空间再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于是文化产业成为城市中成长最快且产值最高的活动之一。传媒、出版、会展、动漫、时尚、艺术、展览等行业对城市意象的表达都极具创造力。同时也是城市政治、文化与经济格局打造的重要途径。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生产与消费、社会分层与族群地位都与大众媒介相关。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会使“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产生变化，而大众传媒参与其中的文化产业会对这种格局起到平衡或者重塑的作用。城市的阶层化、城市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城市中的新进移民所带来的差异化等等，都能在大众媒介的图景中得到体现。
城市意象除了由凯文·林奇所阐述的建筑、街道、标志设计等等所建构，还依赖于大众传媒对文化、经济与政治格局的体现。城市政治权力的分割、城市群体的权力分层、城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变化等，都能够在大众媒介中得以生动地表现。城市中的大众媒介运用新闻、社会、娱乐等不同的方式来展示隐含的城市权力与政治的版图。而传媒产业等文化产业的兴起，不仅重新划分城市公共空间，而且对城市政治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都起到积极作用。
大众媒介对于城市政治生态构建最为重要的一种功能就体现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政治传播重点是关注政治沟通，以及政治与社会、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政治传播中的“传播”多指以传统媒介为主的大众传播，而当大众媒介渐渐受到网络等互动个人媒介冲击之后，传播的渠道更加多样，于是，政治传播所借用的媒介形态得到扩展。社会公众了解政府的政治系统及具体运作也有了多样化的途径。例如2001年开始的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所体现出来的传播与政治生态的密切相关性，使其成为中国大陆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生动样本。从民选、测评到政府形象的宣传，各种媒介的介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久以来，政治与传媒就有着复杂的关系，任何政治活动通常都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传播，尤其是西方的政党竞选，媒介的介入往往会影响公众的投票行为和最后的选举结果。针对政治传播进行的研究中，大多以大众传媒作为对象进行分析。当然，媒介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一直有着正反两面，因为媒介本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会使其有意无意地扭曲对现实的报道。丹尼斯·麦奎尔就曾对媒介在报道中出现的偏差（bias）进行过研究，他将这些经常性的偏袒类型分成几类，其中包括党派偏差、宣传偏差、无意识偏差以及意识形态偏差。媒介在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其倾向性会影响到最终传播效果，所以，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媒介，是政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面向。
通常情况下，公众都被认为是政治事件的消极旁观者。这种状况在各级政府的运作中都有体现。政治传播更多的是为政治圈内的人士服务，其身份角色对于更大范围的公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样，公民的信息需求对他们来说也同样不明晰。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边缘化造成了长期以来的“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一种明智的做法是，将政府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和危机的信息通过媒体予以公布，在公众中引起充分讨论，这样的政府运作将更为睿智，而公众了解和参与的程度也将大大提高。
在近年来的城市改革中，将政府行为予以公开，并让公众对其政绩进行评定并不少见，但其测评结果往往局限在小范围或政府内部，并公之于众。成都市新都区政改措施中的民主测评充分发挥了媒体在政治中的作用。在评定过程中，各级政府官员在电视媒体中进行述职，以直播的方式让市民全程了解，并通过网络让人们对测评发表意见。最后，有关领导干部的最终测评结果在报纸与电视等媒体上予以公布，对照评定分数，各级区委领导还召开自我剖析电视大会。一向神秘的政府政绩、官员评定情况彻底公开，这种透明化的执政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此外，关于新都区的一系列新举措，如“阳光政府”的打造、“新都经验”的推广等内容，一时间占据了四川乃至国内媒体的重要位置。《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四川电视台等平面与电子媒体，都成为了新都政治改革报道的重要渠道，从而使得成都市一个区的政改经验，其影响逐渐扩大到四川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
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当大众传媒如火如荼地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网络的广泛运用也使其成为了政治沟通的重要力量。它融合了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并整合了人际传播，克服传统媒介在政治沟通上的间接性与媒介接近权的不平等。随着传统媒体的网络化，专门网站的开通，以及网上论坛的开辟，新型的政治空间形成，政治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性反而增加了。例如，新都区政府充分运用网络形式，建立“香城新都网”，针对政治改革的多项措施开展网络传播。不仅在网上对改革过程的实况进行全程追踪报道，还广泛开展公众争论。网络与以往大众媒介的单向传播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将公众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政府部门，其中，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能同时呈现，从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精英的媒介霸权。
诚如李普塞特（S.M.Lipset）所言，社会经济发展普遍提升了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准、教育程度与大众接触传播媒介的机会，无形中扩展了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缩短了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并纾解中下层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民主政治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公众通过各种媒介增进对政治事务的了解。媒体已经进入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沟通交流的领域，并在该领域占据重要位置。媒体不仅仅报道各项政策的重大变动，而且能揭示未知信息，引导公众舆论。而城市的政治生态就在媒介的作用下进行建构与改变。当然，面对媒介在政治传播活动中重要性的发挥，以及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我们也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毕竟，政治仍是传播的主导因素，政治环境决定了媒介传播的内容以及公民参与的程度，对于互动性极强的网络媒体也不例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媒介的内容受到“政治场景”的制约。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传播，其意图、目的和行动，都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
大众传播媒介为城市社会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城市形象的塑造、公共空间的建立，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等，都依靠媒介与城市的政治互动。
公共资源（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合理配置、城市空间结构建立以及权力层级分配，经由媒介的推动使得城市政治生态发生改变。如何有效地使用媒介，并发展传媒等文化产业，对于城市的政治空间格局与政治地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