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
这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民族志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约翰逊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的两个偏僻村庄的乡村生活，以此探讨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电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分析了电视在乡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近几年中对极大改变印度农村风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
该书是以乡村与电视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电视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为语境来考察电视如何影响印度村民的希望、价值观、社会关系和传统。为此，该书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电视对社会性别、种姓制度和家庭关系的影响，村民们的生活志向和关注点，电视对村民们的影响，在村民眼里电视对该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创立了进行此类研究的民族志方法的框架和原理。它讨论了电视的独特角色，而正是这种角色使电视成为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此外，该书还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过程，其中包括消费主义、城市建模、人际关系的重构、语言霸权、民工和信息穷人的出现等。一些村民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积极的进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消极的退步。该书以对社会变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讨论作结，认为农村受众在媒介使用中是活跃而积极的参与者，这对乡村乃至更高水平的“发展”具有影响。
（二）国内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尽管我们的媒介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缺位’状态”。
国内关于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始于20个世纪80年代，但是近年来，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和变迁研究开始成为本土传播学的一个新领域，而且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传播学者方晓红的课题研究成果《大众传媒与农村》、益西拉姆的论文《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姚君喜博士的论文《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2005）、郭建斌博士的论文《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以及李春霞博士的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2005）等。
《大众传媒与农村》是方晓红博士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苏南农村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农家访谈，大量确凿而详尽的数据显示大众传播对于苏南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传播改变了农民的观念，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将现代意识渗透到农村，逐步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是江苏农村现代性增长的推进器，与此同时，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苏南农民对社会热点和大都市流行文化的关注、把握与城市趋同，也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不仅对江苏而且对全国，都能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示范”。
随着学者们对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关注，部分学者开始深入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考察电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如郭建斌博士的论文《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和李春霞博士的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2005）等。而且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与以前的研究有很大的区别，研究者不再站在被研究者之外的立场，以旁观者的身份、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方式来探讨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变化，而是站在被研究者的位置，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观察呈现出少数民族受众与电视接触后所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郭建斌博士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独龙族的电视收视行为进行考察时，完全采用的是质化研究方法，即以田野观察为主的人类学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李春霞的《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一文虽然配有部分问卷调查，但主要的研究方法还是以田野观察为主，对植入草坝子彝民生活中的电视以及随之产生的电视文化，既不去断然地批判，也不简单地肯定，而是去“呈现”草坝子彝民（当事者）对植入自己生活中的电视的态度。由此可见，这两位研究者都亲自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在长时间深入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亲身体验来具体了解电视对少数民族生活和社区发展的影响。
就以上关于电视对少数民族发展变迁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切入点基本上是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之内。正如郭建斌所言：
在这里，我不打算花更多的笔墨来回叙“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轨迹，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现代化”和“发展传播学”双重的理论话语框架内。在20年的研究中，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所有的理论提问，均是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绝大部分是从“现代化”（主要是个人的现代化）这个点上来切入的。
而以心理学作为研究框架，从态度和行为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具体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态度与行为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本项研究便是立足于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以态度和行为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研究电视对于牧区鄂温克人态度构成与行为变化的影响，以此说明电视在牧区鄂温克人社会发展和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二、心理学中相关理论的研究
（一）有关态度与态度改变理论的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态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早的关注点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不能不受自己态度的影响。社会心理学中对态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态度的科学定义、态度和行为的关系、态度测量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态度形成和改变的机制、劝导在改变态度中的作用等，是关于态度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1.有关态度的基本概念
（1）态度的定义与态度的构成
由于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关于态度的定义也非常多，其中著名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克雷奇和弗里德曼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对态度定义做过具体解释。具体而言，“态度是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意向成分三部分”。其中，认知成分指个体如何知觉态度对象，认识其概念内涵，基本上由对态度对象的知识或信息构成，反映个体对态度对象的相信与不相信。情感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评价，反映个体对态度对象的喜欢与不喜欢。行为意向指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行为倾向，反映个体对态度对象的行为意图及准备状态。可由外显的行为推知个体的态度，通常三部分彼此协调统一。而且，态度作为个体对事情的反应方式，这种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是可以进行评价的，它通常体现在个体的信念、感觉或者行为倾向中。为此，态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评价世界。在态度构成三要素中，认知成分是态度的基础，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
（2）态度的特点与态度的功能
态度作为个体行为选择的内部状态，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①具有特定的对象。态度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其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人、物、群体、事件，也可以是代表具体事物本质的一些抽象概念，还可以是制度。
②态度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的，既可通过他人或大众媒体等间接经验形成，也可形成于个体的直接经验，主要是通过联想、强化和模仿三种过程获得。
③态度虽然有行为意向，但不是外显行为本身，而是一种心理意向。是行为的准备状态，准备对某对象作出某种反应，是作出行动之前的思想倾向。行为意向与需要的关系很密切。
④态度一旦形成，即相对稳定。
⑤态度对个体的内在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具有激发、调整和协调作用。
就态度的功能来说，卡茨（Katz）总结出态度具有以下四大功能：
首先是认知功能：态度能帮助人们组织和吸收外界复杂的信息，从而为个体的行为反应提供具体信息。某一特定态度一旦形成，成为一定的心理结构时，就会影响对后继刺激的接受，对于后继刺激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发挥判断作用与理解作用。
其次为动机功能：态度能帮助人们获得奖励，逃避处罚，因而态度具有动机作用，驱使人们趋向或逃离某些事物。态度的动机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适应功能、表现功能和防御功能。
再者是价值观表达功能：态度能表达人们深层的价值观，它既来自于价值观，又能表达价值观，这是态度性质中最重要的一点。
最后是自我防卫功能：即态度能帮助人们避免自己内心的焦虑，以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3）态度的发展阶段
学习理论认为，态度是通过学习的原理形成的，是个体社会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情感、认知与行为三方面表现出来。同时，态度的建立要经过若干阶段。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联想、强化、模仿，这是三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需要经过顺从、认同与内化三个过程。美国心理学家加涅认为，态度的形成受制于一系列内外条件的影响，如态度将要指向的人、事或观念、与态度相连的个体行为，外界环境的有关信息、观念等，榜样的作用，强化手段的使用等。
2.有关态度改变的相关理论
社会心理学对态度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关注的是态度的形成与态度的改变。两者密不可分，当形成对于某种事物的态度时，实质上是从旧的原有的态度转变为新的态度。态度改变是指一个人原有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的影响后而引起的变化。企图引起某种态度改变所采用的方式可以是直率表明观点去影响对方，也可以是以隐蔽观点去说服或宣传。因此，态度改变过程也就是说服过程。说服是指通过运用各种信息来改变别人的态度所做的努力。对于态度的形成与转变，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一是行为主义的强化理论，认为态度就是习惯，是人们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另一种是认知派的平衡理论，认为人们的态度是符合他们认知结构总体的平衡状态。本书对于态度形成和态度改变理论的梳理也是建立在以上两大类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中强化理论中重点阐述的是卡尔.霍夫兰（Hovland）关于态度改变的影响要素，本书的下篇便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在认知平衡理论部分，主要梳理的是平衡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而且对影响态度改变的两种说服路径进行了阐述。
（1）行为主义的强化理论
行为主义把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理论称之为强化理论。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主义把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看成是个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认为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是按条件反射的模式进行的，强调在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是联想（association）强化（reinforcement）以及模仿（modeling），其中强化是基本条件，起着决定性作用。强化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卡尔.霍夫兰（Hovland）。卡尔.霍夫兰（Hovland）和詹尼斯（Janis）于1959年提出了说服和态度改变的模型，这一态度改变的模式认为，任何一个说服过程都是由对某一个问题有看法的说服者（即信息传递者）向说服对象（即信息接受者）传递信息来完成的，而这个过程必定在特定的情境中完成，受周围情况的影响。这项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人们如何通过说服性沟通而改变态度的有用信息。具体而言，卡尔.霍夫兰（Hovland）和詹尼斯（Janis）的研究认为影响态度改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组成部分，即信息传递者、意见交流（信息传递）、目标（信息接收者）和周围情境。
就信息传递者来说，既包括传递者本身，也包括所传递的内容，如电视节目内容。关于传递者本身，对说服效果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权威性、可信性、传播信息的意图和自身的吸引力。就权威性而言，如果信息的传递者具有奖励或者惩罚说服对象的权力，那么说服对象的态度则较易受影响。对于有公信力的人，由于专业水平高而且经验丰富，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将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信息传播的意图方面，不试图改变人们态度的信息比起刻意改变态度的信息往往更加能够改变人们的态度，因为传递者能使人相信他们是公正的。最后，影响信息传递者说服效果的因素是其自身的吸引力，无论是外表上还是个性上，有吸引力的人比没有吸引力的人更具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