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丹尼斯（Dannisi）指出，数字鸿沟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技术计划指导凯斯·福尔顿（Keith Fulton）认为，必须落实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数字鸿沟并不仅仅指是否拥有计算机。历史上发生过“工业革命”，但许多国家在工业革命中各行其道，许多国家落在后面。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的“数字鸿沟”应当被称为“知识鸿沟”或者“教育鸿沟”。在互联网时代，个人计算机的主要用途已经由计算转化为信息搜索、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了。所谓“知识鸿沟”，就是一方面闲置着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而无法被吸收到最具价值创造潜力的、占国民经济比重高于70％的经济过程中去，从而不得不拥挤在只占国民经济价值总额30％以下的传统农业和工业部门内。
有专家指出，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是一种“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广大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部分国家不堪重负，已经被边缘化。北方国家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继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利用对高科技的封锁，使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实现“后发优势”的技术平台，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长期处于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剥削的境地。
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一个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在美国，贫富差距自1973年以来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信息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在信息技术所有者、企业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集聚，比尔·盖茨等网络巨子富可敌国，无缘或不能掌握网络技术的公民极易沦为赤贫或堕入社会底层。位于鸿沟的不幸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参与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中，更多的工作与计算机相关。这同时意味着获得较少的机会参与教育、培训、娱乐、购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线得到的机会。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推进信息化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和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接触数字新媒体机会的严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国内的数字鸿沟，必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缩小国内的数字鸿沟问题。
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也对数字鸿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8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数字鸿沟）的发展目标，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来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条件。然而，后来对公众利用电视媒介实际效果的研究却发现，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成功。因为克林顿政府普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知识的努力，的确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产生了传播效果，但是对大众媒介中传播的计算机、因特网知识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相对富裕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以缓解受教育不平等为目的的大众传播活动，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数字鸿沟的社会因素包括：（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关于公共事物和科学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2）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越快。（3）社交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的知识的过程越加速。（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物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体主要集中在高学历阶层。
三、化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
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只是数字鸿沟，也带来发展的数字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组织（WEF）2000年报告《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全球数字机遇”上。这将更有利于开展那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的行动，因为那是我们今天真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向全球数字发展的转换的机会。技术进步，政策改革，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竞争，一起创造了一个所有国家都能从这场信息革命中获得好处的境况。技术、速度、力量和可用性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而费用却在降低。过去只有大的组织获得的能力现在可以被个人和小组织获得。这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机会。例如，因特网和相关的技术与服务能极大地提高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在内的公司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能创造新的报酬优惠的工作机会等。而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已经从这当中获得了好处。例如，小地方和个人企业家通过互联网向国内外销售当地的农产品和其他小商品。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除非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取实质性的有力措施，数字机遇不可能完全实现。首先，从教育和财政政策到电信管理、电子商务等，新的国家战略以及财政倾向应该建立起来。同时，国际社会应该承担起支持者的重要角色。在提供技术、资本、商业专家、贸易利润、技术援助以及其他相关方面作出努力。
经济学家埃瑟·戴森认为，互联网等新媒体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人类追求的都是经济规模，比方说，大型工厂、大众媒体。而互联网的出现，开始让世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是一种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差别将在于能不能把握机会。以往没有人或者很少人有机会，但是当人人都有机会时，就很容易看出，哪些人拥有必要的智商与自发的驱动力去善用这些机会。造成差别的不只是智商而已，还有个性和想象力。凡是把握机会采取行动的人，网络可以提供给他们更多的力量。所以，一个人生来有多少财富、来自哪一个国家等，这些因素在未来将越来越不重要，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将成为他未来有没有优势的决定因素。
数字鸿沟首先是在发达国家提出的，也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这一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正在采取行动，数字鸿沟的消除其实也是发展的数字机遇。
在2000年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冲绳宪章》，呼吁消除国际性信息、知识差距；提出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促进政策、法规和网络等环境的健全，降低费用，培养人才，鼓励参加世界性电子商务网络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对缩小南北间数字鸿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八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以日本富士通和东芝为首的全球电子商务企业对话协会成员提出要为非洲50万个偏远村镇提供数字接入等。这些公司勇于承担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重任其实还是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的，它们确信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正如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所说，“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树起缩小“数字鸿沟”的旗帜，目的只是在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为了转移南方国家民众的视线，缓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发展国际贸易并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产品市场。
缩小数字鸿沟，重要的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享用现代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拥有大体平等的教育机会。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作出了一些努力。
“软件银行新兴市场”项目。2000年2月，为了缩小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差距，国际金融组织与日本的软件银行合作，在100多个国家成立互联网公司。该项目通过5个方法来缩小数字经济的差别：（1）覆盖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将近100个国家将逐渐参与这个举措。（2）与主要的互联网和网站结构技术公司进行合作。（3）在各个目标市场与当地的公司及创业者进行合作。（4）提供所需的风险资金。（5）使用“商业孵化器”的方式，来推动新公司的快速发展。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2000年7月部长会议文件中，敦促各国政府把因特网和远程通信的费用降至人们能够承受的水平，向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技术知识、创建更多公共接入点。
2001年10月，上海APEC年会的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数字APEC战略》，明确提出：各成员国要采取具体和联合的行动实施数字战略，并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缩小数字鸿沟，迎接新经济带来的机遇。
2001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由30多人组成的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是如何在全球推广新的科学技术，确保广大贫困人口能够从中受益，并使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为实现促进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2002年3月18日至27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召开第三届世界电信发展大会，制订了一个旨在填平数字鸿沟的战略计划。
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也采取了行动。2000年，美政府公布《从数字鸿沟走向数字机遇》的报告，指出美国消除数字鸿沟的重点在于专业技术平民化、技能培训和网络内容实用化。在政府鼓励下美国许多高技术公司大力实施填平数字鸿沟的工程。同一年，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宣布了一项“缩小数字差距”计划。法国政府于1998年出台了大力发展网络的计划，向着创造一个人人享有信息的社会大步迈进。
以新媒体和广播电视为核心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是欧盟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欧盟将信息产业列为主导产业加以扶持，制订了以“i2010战略计划”（The i2010 Strategy）为主的信息化战略。根据“i2010战略计划”的目标，欧洲信息社会应当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的网上公共服务，应当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在2006年9月的北约里加峰会上，欧盟成员国就发表了一个宣言，各成员国承诺要在2010年以前实现以下具体目标：使互联网鸿沟缩小一半，使所有公共网站可以允许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任何人使用，2010年前使90％的欧洲人口能够用上宽带。
发展中国家也在认真对待数字鸿沟的风险，积极通过改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来使每个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事实上，数字鸿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占有程度不同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如今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为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因而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数字鸿沟问题，积极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与交流，无疑会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斗争。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数字鸿沟问题，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必然涉及缩小南北整体经济差距、扶贫、减债、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使之拥有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条件，数字革命只能是空谈。
在中国，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将信息化放在如此高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是第一次。如今，我国正在以把握数字机遇的积极姿态迎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所构成的新四化带动老四化。2003年，科技部倡议并启动了一项“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的计划。2007年，我国兴起了网络大国的“下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