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艾伦并不理解，他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即使是他最喜欢的法语课，老师也评价说，艾伦完全提不起兴趣，他只在老师逗乐的时候才会拿出点儿注意力。他的习惯是，平时不学习，考试考第一。但他刚来舍尔伯尼时要学的希腊语，现在是彻底扔下了，考了三个学期都是最后一名，最后学校干脆允许他放弃这门课了。奥汉兰评论说，这使艾伦得到了一种特许的赦免权，从此他就误认为，只要漠视一门课，就可以从这门课中解放。
当报告谈到数学和科学时，表扬就稍微多了点儿，但总是还有很多批评。1927年夏天，艾伦给他的数学老师兰多夫，看了一些他的成果，他独立给出了反正切函数的无穷级数。可以想见，兰多夫大吃一惊，并告诉其他老师，说艾伦是个天才。但这件事并没引起什么轰动，就像石头一样沉入了舍尔伯尼这潭死水，因为这只是六年级课程的标准答案。但问题的重点是，艾伦没有使用微积分，就算出了这个结果，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这个级数是存在的。
但这个小成功，仅仅能把艾伦从留级的边缘救回来，即便是兰多夫，也在报告中消极地说：
不是很好。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高等数学，却忽视了基础课的学习。任何学科都需要先打好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糟糕。
校长则提出警告：
我希望他不要两头耽误。如果他要留在公学，他必须以受良好教育为目标。如果他只不过想当科学家，那么上公学对他来说就是浪费。
这里面暗示了一件事，那就是开除，这是早餐桌上的一道霹雳，使图灵夫妇的一切希望，都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危险。但艾伦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改变了校长的看法。他因为腮腺炎，被隔离住在医院里，在期末考试时，却取得了和平时一样的好成绩。校长报告说：
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没有得到应有排名和奖项，但在文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他像现在这样继续干下去，他就会做得很好的。
暑假时，图灵一家又到威尔士度假，这次去的是费斯泰格。在一间木房子里，尼尔德先生对艾伦很感兴趣，并送给他一本关于爬山的书，他在书上写了很长一段话，鼓励艾伦像爬山一样，攀登智力的顶峰。在这个时期，他是仅有的几位认真看待艾伦的人之一。
《自然奇迹》里说，人体是一个活药店，布鲁斯特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最新发现的激素的作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向其他部位传达化学信号，这个过程是依靠激素，而不是神经。1927年，艾伦15岁了，他长高了，一些更刺激的改变，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927年11月7日，艾伦参加了坚定礼，就像军事训练营一样，每个人都有义务参加坚定礼。当艾伦跪在萨利伯瑞主教面前，发誓与肉欲和恶魔断绝关系时，他确实是认真的，或者说他至少相信其中的一些东西。然而，诺威尔·史密斯校长却这样评论：
我希望他能认真对待坚定礼，如果他真的认真了，他就不应该只顾满足自己，而忽视明确的义务。
但是，对艾伦来说，把一堆可笑的句子翻译成拉丁语，擦亮军服上的扣子，这些义务，远远算不上“明确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为什么。艾伦并不是不认真，他只是对“认真”有他自己的定义。而校长的话，实际上更符合艾力克·沃所写的：
就像对大多数男孩一样，坚定礼对高登的影响很小。他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基督教，只是因为所有优秀的人都相信它，所以它应该是正确的。但同时，这对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他这时有什么真正的信仰，那恐怕只有室内足球……
这段话在1917年是很犯忌的，《青春织机》在舍尔伯尼也是禁书，如果有人被发现私藏此书，常常会立刻遭到暴打。舍尔伯尼的学生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个人因此挨打。
这位作者还说：
听好，我不是要攻击公学体制，我认同它的大价值，尤其是它主张的责任、忠诚和服从。但是，它无法避免任何体制都会面临的危险，那就是会导致守旧、奴性和盲从，或者说，泯灭了独立的人格。
“这种体制，无法避免这些，”他继续说，“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可以克服它们。”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想要克服体制带来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史密斯校长说：“这样的学校里的人，要比社会上的人们更加清楚……我们都活在一套普遍的纪律当中，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规定好了，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更进一步地认为，“无论学生个体具备什么样的独创性，实际上都是在向着高层次的纪律前进。”史密斯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热爱华兹华斯的诗，是一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古典主义者，但他不知怎么，就向教育体制妥协了，也许他自己的内心也备受煎熬。
但是，在一个纪律重重的体制中，如果要谈人格独立，可以不谈那些浪漫的高层次，但必须要谈讲脏话的问题。校长呼吁大家不讲脏话，并宣传这是一种热爱舍尔伯尼的表现。尤其要提醒那些：
具有独立人格……在文明家庭长大，本来不喜欢脏话，但却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厌恶，也许还因此受到嘲笑，以至于开始学习脏话的男孩们。
在一所全是男性的学校里，脏话的内容可想而知。男孩之间的接触，充满了性的元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条关于不同宿舍或不同年级之间的不准交往过密的禁令。这样的禁令，以及与此相关的那些流言蜚语，都不是公学对外宣传的一部分，但它们都真实地存在着。史密斯很反感“对家人和老师说一套语言，对同学和舍友说另一套”，但这就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自然奇迹》说：
我们一般都说，我们用大脑思考。这是对的，但却不够具体……大脑有两半，两半大脑非常相像，但尽管如此，我们只用其中的一半，来思考所有的事情。
艾力克指责说，舍尔伯尼这个地方，为口是心非提供了优良的训练环境，使人能够割裂地使用两半头脑。思考，或者说正式的思考，是在一个半脑中进行，而日常的生活，则用另外一个半脑。这并不是虚伪，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把这两个世界颠倒。这样的模式运转得很好，只有在偶尔“搭错筋”时才会搞错，而在这样的时候，艾力克颇有感触地说：“你就能够看到，什么叫真正的罪恶。”
1927年，学校的私下传统，稍微产生了一些改变。男孩们在读《青春织机》时(他们一定会读，因为这是禁书)，他们对书里展示，至少是暗示的性关系感到相当惊奇。当他们外出参加比赛，遇到其他学校的男孩时，他们对其他学校的自由也感到很惊奇。今天的舍尔伯尼男孩们，受到的纪律束缚比艾力克所在的1914年更为严厉，但学校终归无法阻止化学信息在400个正在发育的“活药店”中流动，也无法阻止盥洗室里的脏话。
艾伦的人格非常独立，但是脏话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上，成了他的大难题。对于多数男孩来说，脏话只是一种玩笑，用来缓解学校的无聊。但对于艾伦来说，这些脏话，似乎触及了生命的本质。他已经知道了关于鸟类和蜜蜂的那些事，至于人类婴儿，虽然还是个秘密，但每个人都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可是，艾伦还意识到了另一个秘密，一个其他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秘密，那就是他自己的秘密。现在吸引他的，不只是“大自然最普适的道理”，还有他自己对性爱的欲望。
艾伦是个严肃的人，不是艾力克所说的“普通男孩”。对他来说，每件事都必须有个原因，必须在逻辑上能讲通，必须要有道理。但是，舍尔伯尼完全不是这样，这里对他的唯一帮助，就是让他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了保持独立，他必须在官方和私下的种种规矩中，找到自己的对策，没有人能帮助他。
如果说史密斯校长对公学体制仍有一些保留意见，那么艾伦在1927年秋天遇到的老师，特劳尼·罗斯，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学体制支持者。他曾就读于舍尔伯尼，1911年从牛津毕业，然后又回到这里。在30年的舍监工作中，他什么都不记得，但又什么都没忘。他是一个苛刻的对头，丝毫没有校长那种对于缺乏独创性的困惑。
罗斯对他的年级，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的知识和生活经历，却让学生们受益匪浅。他教了一星期拉丁语翻译，一星期拉丁语散文，一星期英语，这些都包括拼写，还有如何开头、写信和写收寄地址，如何列提纲，如何写十四行诗，如何总结摘要，如何做报告，如何写论文。
在纪律问题上，罗斯认为随着民主制的发展，纪律和道德的约束性会逐渐减弱。在科学问题上，他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德国认为科学和唯物主义比宗教信仰更强大。他认为科学是低级而狡诈的学科，常会嗤之以鼻说：“这屋子闻起来一股数学味儿！拿消毒喷雾来！”
艾伦总是固执地把时间花在他认为有趣的事情上，有一次，他在“宗教传授时间”做代数，结果被罗斯逮到了。罗斯对此写道：
我可以容忍他写那些玩意，尽管那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东西，我也可以容忍他难辨的、像鸡爬一样的字迹，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他对待《新约》的那种愚蠢态度。
他不应该再这么留在这个年级，这太荒唐了。
1927年12月，罗斯把艾伦的英语和拉丁语成绩排到最后一名，作为报告的附件，然后评论说“我私下挺喜欢他的”，来作为一种调和。艾伦在一张泼墨的纸上，愤怒地签字承认了这份报告。艾伦在家里时，家人也都挺喜欢他，尽管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实验有点烦人，但他有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他在家里也从不抱怨舍尔伯尼，他好像就是把这当成生命中的一个事实来接受，实际上，这也确实是。
每个人私下都挺喜欢他，但是如果把他放在体制中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1927年圣诞节，校长写道：
艾伦是个走到哪都让人头疼的孩子。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反社会的，但我认为如果让他走入社会，倒是有很好的机会发展他的特殊天赋，并且学会一些生活的艺术。
在作出这番评论之后，史密斯校长就退休了。他离开了公学体制的矛盾，也离开了艾伦的独立人格问题。也许，他没有遗憾。
1928年的新年，舍尔伯尼变了。史密斯校长的继任人，是C.L.F.鲍尔黑，他曾在马尔伯勒做过助教。巧合的是，在校长离开时，正逢体育老师凯瑞去世了，这两个人被称为“首领”和“公牛”，20年来一直掌管着舍尔伯尼的世界。正是因为凯瑞，罗斯成了“斗牛犬”。
对艾伦来说，这也标志着改变。宿舍长布来梅(比艾伦大一岁，很认真也很孤僻的一个男孩)打听了艾伦的情况，并试着让他能显得整洁一些，试着让艾伦了解并相信，生命中除了数学，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他的第一个目标，可悲地失败了，第二个目标也遇到了困难，他说：“艾伦有神奇般的注意力，会完全沉迷在一些深奥的问题中。”
布来梅觉得他有必要打断他，告诉他该做礼拜了，该做游戏了，或者该去上课了。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很善意的人，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让这个体制尽量顺利地运转。在圣诞节时，奥汉兰写到艾伦：
他非常烦人，他现在应该知道，我对他在窗边用两根破蜡烛烧的那些恶心的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他却很开心地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又会陷入各种其他的麻烦，比如体育训练。我对他几乎绝望了。
艾伦则认为，“那些恶心的玩意”的唯一遗憾，就是奥汉兰没有看到，高温加热蜡烛时产生的蒸气，燃烧起来的颜色非常好看。艾伦仍然痴迷化学，但他的实验报告总是脏乱到可怕的程度。在一些数学和科学的小结中，老师在表扬他“很有前途”的同时，也总是说，他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奥汉兰评论说：“他在展示自己时，举止仍然糟糕至极，这使他无法表现他的魅力。”罗斯把艾伦转到了另一个年级，但直到1928年春天，他的成绩仍然是倒数的。罗斯评论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恶劣的举止、肮脏的书写和混乱的图形。”还有一位老师则评论：“他的思想好像特别混乱，在展示自己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应该多读一点书。”
现在，艾伦能否通过认证考试，并升入六年级，仍是一个疑问。奥汉兰和科学老师希望给他个机会试一试，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而这个决定，将由对艾伦一无所知的新校长来做。鲍尔黑是把新扫帚，他扫去了舍尔伯尼的传统，当级长例行批判脏话时，反而被他搞得很难堪(于是他们觉得，校长是用马尔伯勒的标准管理舍尔伯尼)。当这位新校长在全校宣布，不会在教堂为凯瑞举行悼念仪式时，全校的员工都感到很吃惊，官方的历史如此记载：
虽然这么说有点没根据，但羞怯确实往往会给人留下自负和冷漠的印象……他参加过战争，因此健康状况不太好，这使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甚至是长时间的私人谈话，越来越艰难。但是作为校长，亲和力又是必须的。
不知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鲍尔黑校长“中毒”了，按布鲁斯特的说法，他中了酒精之毒。他和罗斯的权力斗争，在舍尔伯尼上演，而这场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艾伦的未来。因为大体来说，鲍尔黑胜过了罗斯，而且鲍尔黑允许艾伦参加认证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