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英国金融业因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而面临丧失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危机。为挽救颓势，在20世纪后20年，英国进行了两次重大金融改革，即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90年代末以混业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这两次改革使得金融家的创造性被释放出来，金融业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各种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同时金融监管机构更独立，也更有效率，由此奠定了目前英国金融业繁荣的坚实基础。曾经一度被认为衰落的伦敦金融城迅速壮大势力，伦敦重新获得并强化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纽约华尔街。此时，无论是对于英镑，还是正在酝酿中的欧元，美国都已经沉不住气了。
一、机会来临
索罗斯，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各国媒体都把他刻画成了一个神秘的刺客，专门刺杀一国货币，著名经济学家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说，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氏（SOROS）的确与众不同。索罗斯不仅国籍属于美国，而且还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参与过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政治永远和金融不分家，索罗斯和美国政治和金融权力中心的关系同样是不言而喻。这个出生在匈牙利的美籍犹太人，确实是个天生的杀手，他的嗅觉格外的灵敏。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简称ERM）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实现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的确，索罗斯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其实欧洲汇率机制的诞生跟欧洲走向一统的整体思路是分不开的。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欧洲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认为只有联合才能避免内讧的再次出现，才能对抗美国和日本。一旦得偿所愿，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便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
可是，合并又谈何容易，穷国愿意和富国合并，但富国又怎么可能轻松同意家里进来个穷亲戚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随后的历史进程更是证明它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当时，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而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正陷于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增强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如履薄冰，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的特权”，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以前，英国的基本国策是对欧洲大陆一向采取均势政策，远远地躲在英伦三岛上隔岸观火，伺机谋利，而这次，英国却走了条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孤零零地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以一己之力更无法对抗美日以及新兴的世界大国，最终不免沦为边缘角色，这显然不是英国对于自身的定位；可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又是英国所难以接受的。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在条约签署前后，当时的英镑被严重高估，其与马克的汇率是1：2.95。而在1989年两德统一后，为稳定东德民心，德国宣布，东德货币以高汇率兑换西德马克，同时西德投资巨额资金帮助东德发展经济，一时间，东德地区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大量投资，于是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保持物价的平稳，是历届德国政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减轻由于承担两德统一的巨大开支而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经济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这又给欧洲其他货币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
此时的英国经济却正好与德国相反，不但没有过热的情况，衰退的势头仍没有消减的迹象。而根据欧洲汇率机制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原则，此时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跟随马克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保持国际地位，虽然此时的英国经济实际需要降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拉动工业的增长；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压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这种艰难局势下，1992年7月甚至有6位英国货币专家联名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要求英国政府降低利率以克服经济的不景气，甚至建议从欧洲汇率机制中退出。一时间，舆论纷纷，其实，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有三种方案可以供选择，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自然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使英国经济度过难关。可惜，两肋插刀的事是不可能在国与国的较量中发生的，正想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带来的危害的德国人肯定会拒绝英国人的这一要求。
中策：说服不了德国，就去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贬值，等英国经济开始腾飞，恢复元气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范围。不幸的是，欧洲各国同样不可能同意这种要求。
下策：背水一战。坚定不移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稳住局势。向世人证明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证明大国的实力，维持英国的信誉。同时还可以震慑全世界蠢蠢欲动的金融投机家。可惜，当时的英国政府，同样没有这种魄力。
上中下三策皆不成，完全陷入被动的英国政府以及英格兰银行几乎成了待宰的羔羊，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究竟有多么强大。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潜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在当时，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行事低调，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实行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高效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二、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
乔治·索罗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凭借一张“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躲过了**的屠杀，和全家一起迎来了苏联红军的“解放”。但是，少年索罗斯对“救命恩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丝毫不喜欢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尾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这也是他日后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风生水起的潜在原因之一。
1949年，年轻的索罗斯抱着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刻骨仇恨离开了匈牙利（事实上，有着悠久商业和金融传统的犹太人几乎没人会喜欢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虽然幼年乃至少年时期，他的家境比较殷实，父亲也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律师，不过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财富，早就丧失在二战的颠沛流离和共产主义改造的政治漩涡之中了。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并且赢得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赏识，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聪颖以及勤奋好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自己的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这个理想无疾而终，从此，世界上少了个“哲学家索罗斯”，而多了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原因在于，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首先匈牙利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客观上不存在研究“开放社会”的政治土壤，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贫穷，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冗长的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去一家伦敦银行担任经纪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