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邂逅舒勒的怪兽时，它正蓄势待发，但并没像其他怪兽一样躲在岩石后头或是洞穴口，而是从两位神色紧张、满脸愁容的大夫的白大褂间偷偷向外张望。
我们踏进了西蒙医生的会诊室，原本期待见到的只是给舒勒会诊的大夫。出人意料的是，她正同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科的蒙特博士在一起。采光板上悬挂着核磁共振成像图。顿时，屋里的气氛凝重了。医生们望着我们，那目光就像在说他们想在地上钻个洞藏进去。我和朱莉也望着他们，慢慢意识到我们即将接受上苍的不公。那一刻，所有人都呆呆地站着，没人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舒勒除外。
她之前去过许多医生的会诊室。3岁的她面容俊秀，像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姑娘一样望着周围的一切。
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常会说：她和少年时期的好莱坞小天后影星德鲁·巴里摩尔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舒勒和大多数小女孩儿不同，她还没张口说过话。
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医生们的诊所，这些经历已使舒勒无须被告知便即刻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6个月前，她就作过一次模糊性自闭症光谱检测。那次检测似乎并不合适，虽然她依然是无休止、令人疯狂地保持缄默，但我们并不认为自闭症是导致这一切的症结所在。我们本能地察觉进行那次检测是错误的选择，进而转向核磁共振成像检测，于是最终迎来了这次会面。
舒勒快速地环顾了一下屋内，就明了了她想得到的信息：这次不会有什么检测，只是几个成年人在一块儿聊天。我们缓慢地走进房间，像两个腼腆的学生，在医生们前面就座；而舒勒立马就去找她的乐子了。当我和朱莉坐下倾听蒙特博士讲述核磁共振图像中的新发现时，她静悄悄地探索起了这个屋子。
两年过去了。两年来的咨询、测试和不止一次失败的检测，两年来试图揭开舒勒沉默不语谜底的尝试终于有了结果。这不仅是一个结果，也是一次检测。感谢核磁共振成像，我们终于可以获得真相了。
那时，有朋友试图安慰我们，说至少我们有了答案，至少我们知道了问题的所在。而我向他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感受。请设想，夜晚你一个人走在林间。在你身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有个东西一直在尾随你，向你潜进。你可以听到它移动时树叶在沙沙作响，它也从未离开，但它却始终未曾现身。你会问，它是什么？一条野狗？一只北美土狼？甚至是山里的虎豹？你的想象天马行空，你的大脑试图找出最贴切的解释。突然间，你跌跌撞撞地来到了一片林间空地，那儿月光如洗。你大步迈向正中央，转头去见证那个一直跟随你的家伙。
灌木丛向两侧分开，一只霸王龙从中探出。
这就是舒勒的秘密昭然若揭时，我们的切身体会。
会诊并没持续很长时间。蒙特博士给我们看了诊断书，并解释说这种病症极其罕见。她说，他们花了整整3周才弄明白舒勒究竟得了什么病，并且，成功确诊完全取决于一位遗传学家的帮助。这位专家来自芝加哥，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蒙特博士还解释道，这一病例的确诊人数非常少，全世界也不足100人。
随后，她把这一病症的医学术语告诉了我们。原来，舒勒大脑中的怪兽是有名字的。
我们坐着洗耳恭听。蒙特博士的解释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概念越发具体，这时我感到腹腔淤滞，几乎像是咽下了一个生面团，比生面团更坚硬。我们私底下所有对女儿未来的憧憬——为人父母者寄托在孩子身上而又羞于言表的一切壮志——顷刻间化为泡沫。朱莉的脸色透露了同样的哀伤；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舒勒抬起头懵懂地望着我们。我抱起她，安静地逗她玩，并努力冲她笑。我一边听他们对话，一边陪孩子玩耍。
“我能够想象你们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查询这种病，”蒙特博士说道，“我只是希望你们能作好准备，这种病非常考验人。”
博士并没有危言耸听。
我们走出诊所时，夏日的太阳已快落山。朱莉放声痛哭，我和舒勒走在几步远的前头。她转着圈，手舞足蹈，满脸欢笑，拽着我前行。我缓慢的步调令她颇为恼怒，她还全然不知世界已不是一小时前的样子了。
什么都没变，然而，什么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