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曾争论不休，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中山大学桑兵教授认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士绅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另一方面，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视为无用之物。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也成为一种传统。有些极端的学者甚至主张将线装书扔到茅厕30年。这种剧变，使得部分知识人哀叹旧学式微，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在清末民初国学倡导者的自觉中，文化担负者的社会责任，比权力执掌者更为重大。
（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如今国人又开始注意被冷落了多年的旧学经典，试图通过了解国学，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学习为人处世的智慧，平定浮躁虚无的现代困惑。国学究竟是什么呢？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兼容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现代有关我国人文的学术研究。
与国学相关的还有所谓“国粹”“国故”两个概念。“国粹”来源于一本研究国学的学术性刊物《国粹学报》。《国粹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2月23日）在上海创刊。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为机关刊物。编辑者为邓实、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黄节、黄侃、田北潮、马叙伦、罗振玉等，由邓实任总纂。章炳麟（太炎）、刘师培等人都是当时顶尖的学者。该刊声称以“发明国字，保存国粹”为宗旨，用文言文撰写稿件，连续刊行七年，从未间断。停刊之后，改名《古学汇刊》，另行出版。所谓清季国粹派就是以《国粹学报》编辑部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国粹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留学日本的新型知识分子从日本引进来的一个词语。从词源上说，国粹源于英文“Nationali-ty”，其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国粹是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形成的“欧化”思潮的反动，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为首的“政教社”倡言“国粹保存”而形成的一种思潮。他们认为“国粹”是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征。章太炎接受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并分别对此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什么要倡言国粹，章太炎是这样解释的：“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所以要“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性”（《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由此可知，正是“爱国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章太炎去倡言国粹。学者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指出辛亥时期的国粹派，主张保存国粹，反对“醉心欧化”，似乎也很“保守”，但是，他们提升诸子，贬抑孔子，章太炎甚至著有《问孔》《订孔》，直截了当指斥孔子是中国的祸根。
国故是对国粹的批判，这个名词源自整理国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达到顶点、新思潮最为高涨的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提出了要“整理国故”的号召。此论一出，引起剧烈反响。有人热烈响应，并身体力行；有人激烈反对，指责其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不仅有复古倾向，而且别有用心，要引诱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钻进“故纸堆”，置民族国家之危亡于不顾，实际为统治者服务。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其实意在反驳“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批评国粹派学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是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
国学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开放性的体系，以我国汉族之学为主体，吸收历史上各周边民族如古代的匈奴、突厥，现代蒙、满、藏、回等民族的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异文明如印度佛教文化和西方文明，形成了兼容并包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国古代学人把传统学问分为三大类：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添加经世之学，即经世致用的学问，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学等实用科学。义理之学是国学的主体，举凡政治思想、道德人伦、宗教思想等影响国人思维的学说等都属于义理之学，包括儒释道、诸子学说及历代思想家的主张。考据之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等学问。辞章之学是对文学艺术的概括，包括历代文学著作及其研究。除了以上内容，现代意义上的国学还应包括近代及今人对国学的研究成果，既有民国及现代学人的著述主张，也应包括外国学者的学术成果。
四、国学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哪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强调与自然和谐共存，顺乎天时，合乎人情。冯友兰先生概括中国哲学的精神时说：“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出世的。有一位哲学家在读到宋朝道学时说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天地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浮浅。”。
（见《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在日进千里，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讲求效率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虚无和迷茫：人们生活究竟在追求什么？西方有一个经典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邻居Jone，当你买下一幢房子后，发现Jone的房子更大更漂亮；当你买了一辆新车后，Jone换了一辆更高档的车或者是买了第二辆车。就这样，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改善生活条件，终究赶不上邻居Jone。世人奋斗的脚步停不下来，为了成为别人的Jone；世人的心静不下来，因为周遭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实在太多。《大学》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精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告诫世人要获得心灵的宁静，摆脱空虚和焦躁的困惑，必须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适可而止然后才能定住心神，情绪平稳才能心灵宁静，心灵获得宁静才能认真考虑生命的意义，能够思考生命的意义才能够提升生命的境界。西方人新教伦理教人不断进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进退有度。在解决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和弊端方面，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祖先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成就，自有文字以来，就记载在各类典籍中。学点国学，从中可以认识到我们高明博大、宽厚笃实的民族精神。四大文明中中华文化虽然出现最晚，但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主权遭到侵犯、国家出现分裂时，中华文化的道统、学统也未曾断裂。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来源。
国学不仅仅是固有学术，还有现代精神。国学并不是固步自封的僵化体系，而是不断融合其他文明以突破自我的日日新的生命体。近年来，国学再次流行，固然有媒体炒作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对重建人文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加强国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五、由投票评出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有哪些突出贡献
晚清至民国名家辈出，当时的读书人一方面受传统经史文化的熏养，一方面接受西方科学方法新知，在文、史、哲领域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大师级人物。经学方面有俞樾、康有为、廖平、沈曾植、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人；哲学领域有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胡适等人；史学界有梁启超、陈寅恪、陈垣、钱穆、孟森、顾颉刚等人；文字学方面有所谓甲骨四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罗振玉（雪堂）和王国维（观堂），文学界有鲁迅、杨树达、夏志清、钱钟书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
2006年4月，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频道等联合主办，通过网上投票、邮寄投票、短信投票的方式，选出全球华人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共收到120万多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的“十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和钱钟书。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曾中秀才，后屡应乡试不中。二十二岁在上海《时务报》馆作书记校对，结识罗振玉，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1901年至1906年是其“独学”阶段。1906年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在学术上转向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五十年来，惟欠一死”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羁居上海，其间写成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8年出版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的文论集《谈艺录》。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编著《宋诗选注》。“文革”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多卷本《管锥编》。
钱钟书精通几国文字，专研比较文学。他博览群书，在清华读书时，就曾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愿。《管锥编》是钱钟书的扛鼎之作，他把中国文学名著和西洋各国文学名著中的艺术手法、中国的文艺理论和西洋的文艺理论互相比较，启发人的智慧。他的《宋诗选注》，受到日本人的推崇，就由于从艺术角度，通过各种写作修辞手法的比较，有很多阐发。
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1910年夏赴美留学，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同年归国。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