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陈介祺更是不辞辛劳，仍尽力于古文物的钻研，考释各家所藏金文，著有《簠斋金石考释》、《毛公鼎释文》、《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等很多学术著作。陈介祺治学严谨，重视研究方法，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辨其真伪，察其渊源，反对不求甚解。在收藏研究过程中，他经常与各地收藏家通信联系，虚心求教。
陈介祺不仅是位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学者，同时他还积极帮助别人复制青铜器。县上有个叫胥伦的农民，聪敏好学，巧于手工制作，为生活所迫，曾铸造过假印向陈介祺出售。陈没有责怪他，反而用其所长，将自己所藏古器物供其参考，共同研讨，终于创造了“拔蜡翻砂法”，复制青铜器成功。仿制的青铜制器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当年日本古董商经常到潍县搜购字画、青铜器和古砚等，青铜器中被买走的多是当年被称为“假古董”的仿制品，都出自胥伦之手。
古印玺鉴别秘籍
对于古印玺的鉴别，主要是从印文的内容、印文的书法以及印钮等方面入手。各个时期的印章在这些方面，都有显著的特征。比如战国时期的印玺，印钮多为鼻形钮，在一些私印中，有一些杂形钮。而到了秦代，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都使用“田”字或“日”字界格，印文大多出自篆刻。到了汉代，印钮大多为瓦钮和龟钮，印文线条比较平整。印文的内容、印文的书法每个时期的风格有所不同。只要对各时期印玺的特点加以了解，一般在见到实物的时候，还是可以作出初步判断的。
8.王懿荣病中发现甲骨文
王懿荣（1845—1900），祖籍山东福山，出生于一个书香宦仕之家。长大后做了紫禁城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学识渊博，对金石、版本、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为搜求喜爱的古物几乎花尽了所有积蓄。有时手头紧张，甚至把妻子的嫁妆都拿去变卖了。
1899年的秋天，54岁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病，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后来一位京城有名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服药后身体渐渐有了点起色，他暗自佩服这位神医的医术高超，不由得拿起老先生开的方子研究起来。不经意间，一味叫“龙骨”的中药引起了他的好奇，什么是“龙骨”呢？难道是龙的骨头吗？那可是万年难寻的古物呀！“老爷，该喝药了。”仆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哦”他端起药碗把药喝了下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把抓的药拿来给我看看。”仆人答道“没有了，连药渣都倒了，您想看我明天再去抓。”“好吧。”王懿荣点点头，让仆人退了下去，心里依然惦记着“龙骨”的事。
第二天，老仆人从菜市口药堂抓药回来，王大人打开药包把药摊在了桌上，他看见一堆草药里散落着一些骨头片子，这肯定是“龙骨”了！他逐片拣出来一看，刚才那股高兴劲儿减了一半，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龙骨”，只是一些龟甲和兽骨。正要把它们放回去时，忽然发现那上面竟刻有图形，这奇怪的图形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细细观察着、思索着。酷爱金石的他自然联想到殷商青铜器上的文字，觉得两者之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会不会是一种文字符号呢？它和殷商青铜器上的文字又有什么联系呢？第二天一大早，他令仆人将鹤年堂的“龙骨”全部买下，继而收购了京城所有“龙骨”。王懿荣高价收购“龙骨”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古董商蜂拥而至。过了不久，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带着刻有文字的12片甲骨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为珍宝，以每片2两银子的高价全部买下。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多片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大人照例全数购下。时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达1500多片。
这些高价买回的带字甲骨成了他手头的宝贝，他终日在家里研究。有一天，他把大大小小的骨片对到一起，竟然拼成了两三块龟板！上面刻画的道道也更加清晰了，经过不断研究，终于从奇形怪状的划痕中看出来一点文字的模样，他还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
随着辨认字数的增多，龟版上记载的内容也逐渐明了，貌似和占卜有关。于是王懿荣翻阅各种史料典籍，弄明白了先人是怎样占卜的。直到此时，他心中的谜团一个个解开了，眼前豁然一亮，他断定，他手中的甲骨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也就是史籍上讲的“殷人典册”！
王懿荣发现了最古老的文字！这一消息像是一颗巨大的石子，使一潭死水的史学界掀起了惊涛的涟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内外，大江南北。许多学者新奇的目光开始投向平时最不引人注意的骨头片子上，对甲骨文研究和收藏成了当时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于是对甲骨的需求也急剧上升，甲骨的发源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从此也热闹起来，成为扬名世界的文化圣地。古董贩子来了，官僚豪绅来了，外国传教士也来了，他们渴望着在这块孕育了中国祖先文明的风水宝地上，实现梦寐以求的发财梦、加官进爵梦、文化掠夺梦。一向无人问津的甲骨转眼间成了人们竞相争抢的宝贝。原先才几分钱一斤的“龙骨”价格扶摇直上，从论筐卖、论坑卖，一直卖到了几两银子一个字！
正当人们的目光盯着安阳，都想要分一杯羹的时候，1900年北京的庚子之乱爆发了，在八国联军破城之后，王懿荣发出了“吾义不可苟生”的誓言，誓死效忠大清王朝，率领夫人投井殉国了，这距离他发现甲骨文仅有一年的时间。
王懿荣死后，清王朝赠其谥号“文敏”。他留下的龟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儿子卖给了他生前好友刘鹗，共1000多片；赠送给天津新学书院25片，由美国人编入《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出版；在王氏后人手中的103片，1939年由唐兰先生编为《天壤阁骨文存》一书。
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经过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1000年，王懿荣成了揭开甲骨之谜的第一人，被后人称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安家何处
甲骨自清末出土以来，从私家挖掘、外国人偷盗到国家有组织的发掘，出土数量相当惊人。广布于全国40个城市的90多家单位，共藏甲骨近10万片之多，港台地区有3万片左右，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法国、比利时、朝鲜10个国家共藏有2.6万多片，加起来总计十五六万片。
9.一语激为收藏家的端方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斋。他是在清朝的宫廷里赫赫有名的总督大人，是慈禧太后鞍前马后的红人，曾担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在金石界，他又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收藏家。
端方起初并不懂得收藏，光绪十年（1884年），朝廷派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侍郎盛昱和郎中端方恭送玉碟到盛京，王懿荣和盛昱都是当时久负盛名的金石收藏家。他们途中在一个旅店休息，在闲聊中谈到了鼎彝碑碣石刻的话题，端方在一旁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就插嘴问王懿荣，结果王懿荣轻蔑地说：“只知道喝酒玩戏子，你没有资格问这些！”端方被一句话噎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好像受了奇耻大辱一般，被激怒的他拍案而起，气哼哼地说：“咱们走着瞧，三年后再见！”
从此，在潘祖荫的介绍下，端方到琉璃厂拜师学艺，悉心研究鼎彝碑碣石刻法帖等文物，终于成为享誉四方的收藏家。
在陕西上任的时候，他大肆收集古董，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拾。陕西有着帝王之气，是一块风水宝地，几代皇帝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都在天子之都的脚下埋藏着，来挖宝的人络绎不绝，终年没有停歇。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又近水楼台先得月，守着遍地是宝的地界。这无疑是块到了嘴边的肥肉，加上端方有权有势又有钱，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搜求珍宝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收集的藏品不久就堆积如山了。尽管藏品琳琅满目，但他最得意的物件是一组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这套酒器共19件，最为珍贵的是其中那只长方形青铜禁，足有三四尺长。这种器型是第一次出土，众多收藏家们蜂拥而至，却被眼疾手快的端方抢占先机。可惜这组罕见的祭器在端方死后被他的好友，一位名叫福开森的美国传教士以20多万美元的高价卖到了美国，现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一打印摹拓，共15幅图，定纸之长短据器之大小，编成一部《斋旧藏古禁全器》。
几年过去之后，端方在金石界有了点儿名气，收藏越来越丰富，种类也越来越多，此时的他回想起当年王懿荣对他的激将，于是心存感激地去拜见王懿荣。“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年未见，午桥兄研习金石取得成功，可喜可贺！”王懿荣高兴地说，随后，王懿荣向端方介绍了琉璃厂博古斋掌柜孙虞臣的侄子孙秋帆，端方从那时起和王懿荣也结成了多年的至交。
认识孙秋帆后，端方和他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孙秋帆在光绪末年开了间式古斋古玩铺，一日他来到总督府，端方拿了一件古铜爵杯让他瞧，问他这杯是春秋的还是战国的。孙秋帆看出爵杯上的字是后刻的，便直言不讳地说：“我看这爵杯是西周铸造的，好好的爵杯刻上字，真是画蛇添足，破坏了它的艺术性。”见孙秋帆敢于顶撞他，端方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想问个明白，于是孙秋帆笑着说：“我这个人不会恭维别人，只会讲实话，所以也不会坑人。”他拿起爵杯，对着端方接着讲：“古玩行认为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不是东周器物，还有铜器上的字居外而凸，这爵杯外面的字是凹的，是后刻的两个字。挺好的东西，刻上两个字，岂不是多此一举？”端方经过孙秋帆的一番讲解心悦诚服，从心里感谢这个待人真诚的朋友。宣统元年，摄政王将端方夺职罢官，端方却一脚踏进了古玩界，和孙秋帆成了交情笃定的兄弟。
孙秋帆在以后的日子里帮他搜罗了不少好东西。一天，孙秋帆拿着个包裹来到端方的府上，端方一见急忙问他带什么好东西来，孙秋帆连忙将包裹打开，从中取出一叠纸张请端大人过目。端方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散氏盘的拓本，两眼顿时发亮。孙秋帆兴奋地对他说：“听说藏在宫中的散氏盘，火烧圆明园时已经被烧毁了，现只剩下乾隆年间，阮元所拓的拓本，恐怕以后连这个也见不着了！”孙秋帆的一番煽惑，端方听了之后，心里直发痒，刚好这几年加了官，手头有了些银子，于是他饶有兴趣地问孙秋帆：“要多少银子？”孙秋帆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不多，300两。”不假思索地，端方答到：“好，给我吧！”说完，留下了散氏盘铭文拓本，拿出一堆白花花的银元给了孙秋帆。
不久之后孙秋帆又向端方透出口风，说收藏毛公鼎的陈介祺已经去世了，陈家还留有那件宝物。端方听了，立刻派人赶到了陈介祺的老家——山东潍县。见到陈家人，他派的人便不软不硬地说：“嘉庆十五年，两江总督阿林保给皇上祝贺50大寿，献上了散氏盘。今年光绪爷35岁生日快到了，两江总督端方大人要向万岁爷献上毛公鼎，请将你家收藏的毛公鼎转让给端大人，奉送白银两万两。”陈介祺的后人被端方软硬兼施，被逼无奈之下，忍痛把陈介祺珍藏多年的毛公鼎卖给了端方。端方收藏青铜器的胃口越来越大，在孙秋帆的帮助下，他又盯上了潘祖荫家的大盂鼎、大克鼎，托人去苏州和潘家交涉，但由于潘家坚持不卖，端方派去的人只能悻悻而归。
端方的收藏庞杂而丰富，包括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以及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等，门类众多。1911年，端方去世，端家的家道中落，他多年苦心收藏的宝贝被只会吃喝嫖赌的后人陆续地变卖了，他们甚至把最珍贵的毛公鼎抵押在银行，险些流入国外。
没落王朝的收藏一族
在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曾经的皇亲国戚和群臣百官沦落成遗老遗少，在当时的收藏圈里形成了特殊的群体。像文葵、载润、载沣、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皇族收藏家，在晚清大名鼎鼎。一些过去的朝廷命官，也摇身一变，踏入收藏界，都成为赫赫有名的收藏家，如原甘肃学政叶昌炽、原两广总督陈夔龙、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等。还有一些晚清老资格的收藏大家，他们过世后，他们的山海之富都被后人挥霍一空，后人将其收藏进行大肆变卖，像没落的王朝一样走向颓败，如军机大臣潘祖荫、邮传部大臣盛怀远、大收藏家陈介祺、两江总督端方等。
10.罗振玉卖假古董出丑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蕴，号雪堂，自署守残老人，晚号贞松老人，是个典型的清朝遗老，也是清末民初金石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