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人”即管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得洞察人性，掌握一些管人法则，否则他将不能掌控这个企业。毫无疑问，管理好员工是管理重要的目标之一。“控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并没有什么固定方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需要所有的管理者们谨记，传统的高压式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那种动辄就对员工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管理者再也不会被员工所接受。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管人之法
强势控制的威严根本在于功勋卓著，能让人信服和佩服。亚圣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思是说：贤者教导别人，必先使自己彻底明白了，然后再去使别人明白。领导者应该有这样的感悟：只有首先使自己成为内行和明白人，才能引导别人，控制别人，令人信服。
正人之前先正己
涉及管理，自然是要管人的，可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喜欢管人，却不喜欢被人管。但是，有时候却例外，那就是只要我服你，你想怎么管都成，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丝毫不会怠慢。那么，怎么才能让手下对你心服口服呢？西方人总是向外寻找方式，制定种种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约束人，管束人；而中国的管理者总是从自身寻找办法，那就是正人之前先正己，教人之前先教己，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时刻严于律己，讲究言传身教，不给下属以权柄。
何况，如果“己不正”而先欲“正人”，往往是行不通的。一则是对自己宽容放纵的人，很难说能正确指出别人的缺点；二则即使指出来了，也很难有说服力——正所谓“上行下效”，你自己都管不好，又有什么资格来管别人呢？
正因如此，身为管理者就要从学习儒家的“正己”思想开始，以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为理念，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谋特权和私利，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带领下属创造事业的巅峰。正人，必先正己，否则毫无公信力可言，这也是有效管理下属、将员工牢牢控制和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法宝之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怎样管理朝政这一问题，在回答鲁国宰相季孙时曾高度概括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要管理好朝政，官员自己要做出榜样；正人者以身作则，品行端正，执法守法，又有谁敢犯法越轨呢。他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讲：“其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所谓正己，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表现在言语上就是要“言必有中”、“时然后言”（该说时再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表现在取财问题上就是“见得思义”、“见义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能做到正人又正己的管理者，在历史上也为数不少。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面对全国上下沉湎于享乐的不良风气，首先做的就是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做出表率，以言传身教。有一次，令尹子佩请楚庄王赴宴，楚庄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到了那一天，子佩已经在京台将宴会准备就绪，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楚庄王驾临，一直等到晚上，楚庄王还是没有出现。第二天子佩拜见楚庄王，关切地问楚庄王是不是身体不适，所以才没能赴宴。楚庄王笑了笑，对他说：“子佩不要担心，我身体很好。我之所以没有赴宴是因为我听说你是在京台摆下的盛宴。”子佩非常困惑，说道：“京台是个好地方，很多人都愿意去那里散心。”楚庄王说道：“我知道京台这地方十分诱人，向南可以看见青山，脚下正对着方皇之水，左面是长江，右边是淮河，是个难得的好去处。”子佩就更加不解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楚庄王又接着说道：“你不觉得人到了那里，就会乐而忘忧吗？像我这样德性浅薄的人，难以承受如此的快乐。我怕自己会沉迷于此，流连忘返，耽误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改变初衷，决定不去赴宴了。”
楚庄王贵为一国之君，偶尔消遣一下又有何不可，可是他却能够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作为臣子的怎能不感到羞愧呢？自此以后，朝中上下都以楚庄王为榜样，使得全国上下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楚庄王不去京台赴宴，是为了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从自己做起，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正因为他正人先正自己，所以他才能在登基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成为一个治国有方的君王。
古人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此亦治乱之根本，源不清而岂望流正乎？己身不正而欲化万民，其可得乎？”这也即汉朝名臣董仲舒所说“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之义。一家企业要想腾飞，企业的领导者也必须学会向内看，从自己做起。组织管理层，特别是领导人自己说一套，做一套，失去的将不只是现实的人心，而且还将失去组织的未来。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管理者要想管好下属必须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示范的力量是惊人的。管理者要事事为先、严格要求自己，一旦通过表率树立起在员工中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下属敬佩的领导将使管理事半功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打铁先要自身硬，自己都办不到的事，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得到？想要别人做得好，就首先得自己做得好。要管理好下属，一部分靠权，以权管理，名正言顺，这属于“硬件”；而另一部分就得靠己，这属于软件。一个领导者只有正人之前先正己，才能上行下效，使大家心甘情愿地听你指挥。古代学者曰：“古之君子，其待人也轻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我们难道还不如古人？正己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做，尤其是身为管理者更要如此。
居敬行简，正心修身
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康熙皇帝指出君主只有以敬修身，正心诚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政简刑清。“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侈者”，意思是，如果（君主）任性行事，不加节制，很少有不犯纵欲奢侈的毛病，给国家带来无穷灾难的。从这一点来看，康熙帝比起今日某些盲目自大的管理者都更胜一筹。
领导魅力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领导魅力是所有领导者竭尽全力做的事情。而居敬行简，正心修身正是增加领导魅力，提升自身控制力的重要手段。
“居敬行简”出自《论语·雍也》。
一天，仲弓问子桑伯子的情况。孔子说：“还可以，此人办事简练。”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监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吾乃大简乎？”意思是说，为人严肃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又行事简练，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是可以吗？（但是），自己马马虎虎，办事又简单粗疏，那不是太简单了吗？
确是如此，一个领导者，只有修身养性，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得到下属的敬重。上文所得到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言传身教不耽于享乐，证明了正己修身的合理有效性。
当时，楚国上下沉湎于享乐的不良风气中。为改变此局面，楚庄王决定控制自己的欲望，为全国人民做出表率。
有一次，令尹子佩请楚庄王赴宴，楚庄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到了那一天，子佩已经在京台将宴会准备就绪，可是一直等到晚上，楚庄王还是没有出现。第二天子佩拜见楚庄王，关切地询问楚庄王是不是身体不适，所以才没能赴宴。楚庄王笑了笑，对他说：“子佩不要担心，我身体很好。我之所以没有赴宴是因为我听说你是在京台摆下的盛宴。”子佩非常困惑，说道：“京台是个好地方，很多人都愿意去那里散心。”楚庄王说：“我知道京台这地方十分诱人，向南可以看见青山，脚下正对着方皇之水，左面是长江，右边是淮河，是个难得的好去处。”子佩就更加不解了。楚庄王又接着说道：“你不觉得人到了那里，就会乐而忘忧吗？像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难以承受如此的快乐。我怕自己会沉迷于此，流连忘返，耽误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改变初衷，决定不去赴宴了。”
楚庄王贵为一国之君，偶尔消遣一下又有何不可，可是他却能够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作为臣子的怎能不感到羞愧呢？自此以后，朝中上下都以楚庄王为榜样，在全国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正因为楚庄王能够严于律己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所以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成为一代明君。
律他往往比自律来得容易。因为律他不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可以毫无顾忌地严格要求对方；而“律己”相对来说则要难得多，因为这要时时、事事、处处以规章制度等条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往往会触及自己的利益。所以人们常常找借口原谅自己，总是自认为“差不多了”、“够优秀了”。这可能是人性的弱点，“革自己的命总是狠不下心的。”古代学者说：“古之君子，其待人也轻以约，其责己也重以周。”自律虽然很难，但必须要做，尤其是身为管理者更要如此。
古往今来，对自己不加节制，而放纵自己的领导者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唐明皇李隆基沉溺于女色，终于引来了“安史之乱”，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局；宋徽宗赵佶如果不是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在书法绘画中不能自拔，倒是完全可以凭收藏家、画家或者书法家的身份在史书留名，可惜他生在帝王家，终于玩物丧志，变成一个失败的君王……
清康熙皇帝对这方面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据《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感，自然不至差错，便有差错，也会自省。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侈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威，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呢？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必须理性地认识到，统治者个人的修养是维护个人集权的必须，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节制，就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而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康熙帝进一步指出，君主只有居敬行简，正心修身才能实现政简刑清。
现代企业家对此也是心有戚戚焉。
以联想集团为例。联想集团在1989年制定了一个小小的规定：开会迟到要罚站。你迟到了，不管什么原因（请假除外），都要罚站一分钟，所有人把会停下来，像默哀一样，非常难受。制定规矩不难，难的是怎么把这个规定保持下去。于是，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就从自己做起。有一次，他被关在电梯里边没法请假，迟到了，他就自己罚站。
正是因为领导者以身作则，所以联想集团的这个规定至今仍然存在。
“第一把手有点像阿拉伯数字的‘1’，后面跟一个0就是10，跟两个0就是100，三个0就是1000。这三个‘0’虽然也很重要，但没有前面的‘1’就什么都没有。”柳传志这样解释领导正己修身的重要性。
著诚去伪，待人之本
《礼记·乐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诚，即真实无伪，是待人之本。领导者必须待人以诚，然后才能得人之诚。
“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这是《礼记·乐记》上的话。诚，即无欺、无隐。诚实、真诚，是立身处世之本，是立足社会之基，是一个企业、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最基本的品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著诚去伪”是维持国家正常秩序的基柱。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皇帝居于权力金字塔的塔尖，这金字塔的建筑硬件是“权”，而软件就是“诚”。皇帝只有双手双眼，无论多么能干的君主，都必须依靠臣子们的帮助来治理天下。一旦臣子欺瞒君主，那么君主就会闭目塞听，皇位就岌岌可危。所以，每一位皇帝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
任何的关系都应该是双方的，人对你投之以桃，你就要投之以李相报。为了保证皇权最长久地保有效力，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劝说统治者退而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其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君主待臣子以诚，然后臣子报君主以忠。
基于这样的考虑，历代皇帝都把“诚”作为影响君臣关系的关键因素来抓。清雍正帝说：“从来上下交而志同，其要总在一诚。诚之为道，有感必通，尔以诚来，朕即以诚应。”在雍正皇帝看来，只要臣对君忠心不二，君主也会对臣子坦诚以待，这是臣君关系的基本原则。
事实也正是如此。臣下往往会因为君主的诚，而对君主竭尽忠诚。
汉初名相陈平是一个被司马迁誉为“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的社稷重臣，他加盟刘氏阵营有一番曲折。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局大动荡中，陈平先投奔魏王，后跟从项羽，再归降刘邦，用现在的行话说就是“屡次跳槽”，“职业经历不良”。陈平是通过魏无知先生介绍给刘邦的，来了就出席欢迎宴会，当天被封为都尉（一种比将军职位略低的统兵武官），并享受很高的待遇——陪刘邦同乘一辆马车出入，还让陈平监护军队。一个刚从敌方叛逃过来的人竟得到如此信任和重用，自然引起“诸将尽喧（大声反对）”，但刘邦听了“愈益幸（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