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述史历来有所谓“直笔”、“曲笔”之说，这显然源于春秋笔法。秉笔直书本为史官的天职，然而史料无一不烙上写者的倾向，以至于保留下来的“直笔”也成了“曲笔”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从大文学的层面来讲，“直笔”、“曲笔”又构成修辞，所以胡适以来的许多学人甚至认定春秋笔法是我国修辞的最早萌芽。这种修辞不仅体现在典籍思想里，也融入到民间思想中。我们平常所说的“隐恶扬善”、“长幼有序”、“适可而止”等等，塑造的便是含蓄的谦谦君子和礼仪之邦。众所周知，《左传》重“礼”，对于违“礼”之事，往往以“直笔”极尽鞭挞之能事。当然它也遵循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原则，有所顾忌。
近几十年来，《左传》的译注本有不少，其中以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和沈玉成先生的《左传译文》为目前国内最好的本子。杨先生的注释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修正了千百年来的误说，是典型的集大成著作；沈先生的译文是杨注的姐妹篇，准确易懂，文采斐然，可读性强，很有自己的特点。我想，读《左传》应该透过文学性，回到通过其经学和史学思索反映的传统精神中来。（芜菲）
铁笔如椽唱大风
中国是一个崇尚谋略也盛产谋略的文明古国，几千年军事史中，各种权谋机变、阴诡虞诈不可胜数。时至今日，中国军队仍被世界各国称之为“谋略型”，与“技术型”的美军和“力量型”的俄军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军学流派。春秋时代是我国古典文明的萌芽期，军事学术百花齐放，争霸战争中种种奇谋妙计更是层出不穷。
《左传》在对军事斗争的具体交战行动进行记述时，将主要的着眼点都放在了交战各方谋略的运用和对抗上。从谋臣策士的谋划分析，统兵将帅的指挥布置，直到国君国相的决断处置，无不写得淋漓尽致，基本构成了战争描写的主要脉络。特别是其中对于军事谋略的分析阐述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后世许多著名军事家都将《左传》当做一部兵书而加以研习。以灭吴之战著称的西晋名将杜预对《左传》便钟爱有加，常在行军打仗、舟中马上之际捧读《左传》不止，甚至自称为“《左传》癖”，他为《左传》作的注被后人广为推崇，并收入了《十三经注疏》。其他如唐将徐绩、李靖，宋朝岳飞、宗泽、虞允文等名将都非常重视《左传》的军事学术价值。《左传》中对春秋战争记述的另一个内在特点就是记述的谋略化。作者把主要的描写笔触放在了交战双方的谋略运用上，不仅注重对双方在战略上的一些重大谋划进行分析，而且对交战中双方一些具体而微的战术战法进行了精确而细致的描述。
从最直观的层面来看，战争是一种暴力与暴力直接对抗的社会斗争形式。但是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来思考和体察，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仅从对抗这一形势来看，战争中暴力与暴力的直接冲突只是对抗的表象而已，而在这种表象之下，对战争实质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的则是对抗双方在谋略上的运用。谋策是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谋略、预测的科学。军事谋略理论像所有的理论一样，都是以过去的战争实践来揭示战争的规律，使人们便于把握错综复杂的军事活动的多元交叉关系，从而做出最正确、最坚决、最大胆、最实用的战略战术选择。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对抗最高级的形式是“伐谋”，即通过各种精巧的谋略运用，迫使敌人屈从于本方的意志，从而达到不动干戈就实现政治企图的目的。
《左传》重点记述的春秋时期五大战役，是春秋时代交战规模最大、波及面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战役，更是各种军事谋略角逐最激烈的大舞台。抛开影响战争胜负的其他因素不谈，在五大战役中集中了春秋时期最精彩的军事谋略。
在记述各种战略性军事谋略的同时，《左传》也十分注重对各种精妙的战术战法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除五大战役外，《左传》在记述一些中小规模战役时也十分注意描绘其中重点军事谋略的应用。在襦葛之战中，郑国军队就是采用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的“鱼丽之阵”和两翼攻击战法，击败了周王室的军队；燕、郑两国的北制战役中，郑国军队又是采取包抄战法，从后方袭击了燕国军队而获胜。
当然在春秋初期，军事谋略的应用尚不广泛，有时一些谋略带有很大偶然性，比如楚国令尹子元讨伐郑国的战役中，郑人由于慌乱而“县门不发”，结果阴差阳错地造成了一个“空城计”，吓退了楚军。但随着军事学术渐趋成熟，战争谋略也日益高级化。后世广为采用的一些著名谋略和先进的战略战术在这时开始为交战各国所应用，如假途灭虢、远交近攻、以逸待劳、趁火打劫等，同时一些比较高深的军事思想也开始出现，如曹刿的“彼竭我盈，故克之”是古代防御战术的典范；宋国大夫子鱼提出的“明耻教战”和楚国大夫斗廉提出的“师克在和，不在众”等军事思想均对我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到了春秋末期，出现了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天才，军事理论研究更是登堂入室，大放异彩，春秋军事学术至此归于成熟。
《左传》在记述战争时很注重详略的安排，对于重大战役都不惜笔墨进行全面而详尽的记载；对一些中小战役往往只是集中刻画其中成功的谋略运用和施用谋略的人。军事谋略的发展变化和实际应用始终是记述的中心脉络之一，形成了一个谋略化的记述体系。《孙子兵法》提出的“上兵伐谋”思想则是对整个春秋时期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对整个军事学术的哲学概括，它揭示了战争行为的本质。战争史证明，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较量，绝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比赛。谋略参与战争的过程，常使战争发生奇迹变化，所有在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现象，无不是由成功的谋略所导演的。谋略之所在，乃是胜利之所在。（佚名）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宝贵的文化典籍，儒家十三经之一，被钱穆先生称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准观点所在”。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但在史籍上，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却是只言片语，从而一直成为后世学者孜孜探求的课题。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当中。《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判断出，孔子将左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做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的关系较为亲近。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孔子的思想不被当时各国诸侯所接受，因此便利用周王室的历史资料和鲁国国史，编纂成《春秋》一书，来寄托他的政治思想。孔子死后，因为《春秋》的文字简略，含义深邃，孔子的弟子们对这本书的理解渐渐产生了分歧。当时的鲁国“君子”左丘明担心这种情况，便根据孔子生前关于历史的言论，写出了《左传》这本书。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后世传述《春秋》的书不止一本，最著名的，除了《左传》，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后两种书与《左传》的体例不大相同，《左传》偏重于记事，而后两种书都偏重于解释《春秋》经义。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左传》同样也是一本依附于《春秋》的书。
从司马迁的说法中还可以看出，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因此他能够了解孔子对于历史的看法和《春秋》的真实意图。据说，孔子曾经和左丘明一道在周王室观览史书，譬如学者严彭祖的《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就记载了这件事。另外，还有一些史料记载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也就是史官，从左丘明能够接触大量史料以撰述《左传》来看，这个记载很可能也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关于左丘明的生平，今天能够知道的少之又少。然而无论如何，《左传》却一直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在历史长河和文学圣殿中熠熠生辉。
《国语》这是一本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史书，《左传》偏重于记事，而《国语》偏重于记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两本书都是左丘明的作品。《国语》当中也保留了很多先秦史料，许多地方可以同《左传》参考资证，是一本重要的史书。著名史学家金毓黻曾说过：“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
《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游说各国君主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和处世方略。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散文名著，文采飞扬、气势宏伟。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战国策》上承《左传》下启《史记》，在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之际起了桥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