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里许多主张是儒家的主张尊师重教等等，是在一个渐趋统一的时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张在于“仁”、“爱”，在于用安抚的手段对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来让老百姓忘记阶级差别。吕不韦看到了一个经过长期纷争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应该从思想上安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的时候了，而这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归于一统的结果，或者说是产物。
其实，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几乎与《吕氏春秋》的观点针锋相对，西汉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训，采取的政策、措施与秦始皇也是针锋相对，说《吕氏春秋》的观点与西汉初期实施的政策有类似的地方，也应在情理之中。
应该看到，吕不韦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农，恢复生产，以及君主天下制等比较适合长久统治，而汉朝之所以统治那么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经验。西汉初期的政权依稀是《吕氏春秋》里的秦国的影子。（刘光辉）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虽然都是好想法，却处处跟秦王政（后者更喜欢专揽权力）大唱反调。这就是吕不韦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使其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王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这就是和帝王专制大唱反调。当然，吕不韦的这个“天下人”，不是指一般能喘气的人，而是指英豪贤能。
其实，吕不韦试图保留分封制，未必为错。分封制首先可以如吕不韦所理解的那样，避免一元独裁（通过地盘的分割，来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符合吕不韦“反独裁”的思想。同时分封制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以当时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的话，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却未必提高。比如，国家版图过大了，交通手段却落后，财富和赋税向中央运输，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人们饱受毒苦，所以陈胜吴广带头一闹，也就都跟着闹了。这是汉朝人总结出的秦国灭亡原因之一。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还认可了第二种限制君权的方法，即以武力限制君权。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说，对于愚君，要叫他下岗，以禅让的办法避位（所谓“与贤”）。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谓“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顿，所谓“罚不避天子”。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个限制君权的办法，吕不韦强调君臣分工。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而不能太过分地干预下属。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总之，吕不韦的思想带有现代民主政府的特色，他一反商周以来的“家天下”观念，大胆提出限制君权，反对独裁，反对法家君权至上的理论体系，这都体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吕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书中讲了无数小故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事书，其实每个故事背后蕴涵的都是吕不韦一套精密的治国理念。
《吕氏春秋》这本杂家著作抛出的时间，正是秦王政准备加冠的前一年。吕不韦对这本书倾注了巨大期望，书中的理论关系到吕不韦的政治命运乃至中国未来2 000年的政体走向。吕不韦希望秦王政受此书影响，在亲政以后能够按此书所阐明的“吕不韦公天下、反独裁思想”施政（当然，再次申明，这里的公天下是和贤人——如吕不韦这样的人公天下）。
然而，独断刚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吕不韦思想”，他不喜欢限制君权和分权，更喜欢君权专制，他爱看法家韩非子的书，对君主专制痴迷得超过历代帝王。韩非子的《孤愤》说得很清楚，君主应该牢牢掌握一国之柄，君主与贵重之臣之间不可两存，君主要用“法术势”控制好大臣。韩非子反对大臣分权太多，否则就会“国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子的书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他对韩非子思想身体力行，力求强化君权，表现为独揽朝纲，细大决策皆出于他，生怕大权旁落，被旁人不无愤懑地形容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吕不韦要想限制君权，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制（从地域上限制君权）、君臣分权等口号，简直是与虎谋皮。最后，作为韩非子的思想的实践者，秦王政用一杯毒酒致死了异己学说持有者——吕不韦。吕不韦的死，就死在他限制君权的思想，与秦王政的专制情结冰炭不容。
吕不韦抱着自己的想法，就这么死了。他以“限制君权”为核心的吕不韦思想，以“公天下”为口号，一并在后来的两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复苏，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吕不韦思想的影子。（佚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无数名人佳作，而且往往相得益彰，互为彰显。《吕氏春秋》堪称是居“杂家”之首的浩瀚之作，却不是其编著者声名显赫的唯一由来。换句话说，权倾一时的秦相吕不韦即使没有召集门下著作此书，他的逸事杂谈也足以令后人众说纷纭。关于这位权臣的故事流传至今，至少有以下几个尽人皆知的成语，如奇货可居、食客三千、一字千金。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吕不韦出生在战国时代韩国的阳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县，靠经商致富。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早有像司马迁这样的聪明人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认为平常人等终日忙忙碌碌无非为个利字。但商人总是没有多少地位，很少有人能像范蠡那样由从政而经商，变身为“陶朱公”而流芳千古。
“阳翟大贾”吕不韦却很希望光大门楣，争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变现状的途径要在社会现有的机制内寻找。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他选择了“风险投资”。吕不韦看中了秦国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王子子楚，因为他，还留下一个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叫“奇货可居”。据说，作为商人的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有一次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遇到了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但是母亲夏姬不得宠，因此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当时正是两国交战期间，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吕不韦却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他身上的价值。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日后必有大用。现在获取，有朝一日可赚取名利，这是一桩不错的政治交易。
于是吕不韦倾尽家财，帮助异人重返秦国继承王位。异人自然非常高兴，并表示有朝一日成为国君，必将与吕不韦共享天下。于是，吕不韦立即带了大量财宝去秦国，求见太子安国君十分宠爱的华阳夫人。经过吕不韦的劝说和收买，没有生过儿子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子，并怂恿安国君派人把他接回秦国，改名子楚。此后，安国君又答应华阳夫人的要求，立子楚为太子。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一年后死去，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就是秦庄襄王。
吕不韦本人自然立下大功，于庄襄王元年，被封为丞相，称文信侯，赐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位极人臣。庄襄王死后，后来的秦始皇也就是嬴政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据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权势之大无人能及，这便是“食客三千”的来历。“一字千金”则是指《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当政时招揽门客编辑而成，自认是融会先秦各家学说的完备之作，并悬出千金的重赏，寻求能更改其中一字之人。至于是否真的那么完美可以姑且不论，《吕氏春秋》一书倒确实是包容百家、内涵丰富的。
《吕氏春秋》以自然之“天”为思想之根本依据，又认为“人”即个人的生存合理性上通于“天”，这就在君主政治与社会规范之上提出了一个价值等级更高的“天道”。由于这种“天道”是由知识阶层来确认，而不是由贵族阶层垄断；便凸显出一个要求：权力服从于理性，政治服从于文化，统治者服从于文化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阶层希望“为帝王师”的想法。然而，在那个战乱不止，亟待统一，又需要实效的时代氛围中，这种凌虚蹈空的高论和手无寸铁的士人并不足以使统治权力俯首。
或者是因为《吕氏春秋》表现的治国策略和思想不为未来的始皇帝所喜，也或者是关于吕相淫乱宫闱的传言是真的，秦王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一职，与家人迁居蜀地，最后饮鸩自杀。据《史记》卷六的《索隐》记载：吕不韦被贬死后，门下宾客辩士数千人悄悄地把他埋葬在洛阳北邙山。这仿佛是一个象征，随着吕氏之葬，中国士阶层为帝王师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但这种处士横议、自承道统的精神却在宾客门人的心底深藏，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梦想中时时呈现出来，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屈象征。
刘向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大文学家，他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战国策》，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集谋略、论辩于一体的巨著。《战国策》成功再现了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谋臣策士们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权术和词锋凌厉、汪洋恣肆的雄辩口才，是当时的英雄才俊们制定各项国家战略策略、用言辞游说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其中众多的游说辞、论辩辞的文采与义理都堪称绝唱，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千百年来，《战国策》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公关等领域，并极富成效，极享盛誉。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也是一部博取百家的著作，可以同《吕氏春秋》参照阅读。
许维的《吕氏春秋集释》是继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又一部整理《吕氏春秋》的总结性著作。它参校众本，引证古籍，博采近代各家的最新成果，采真削繁，并多出己见，书末还辑录历代各家对《吕氏春秋》的评语，为《吕氏春秋》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