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治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朝鲜等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佚名）
《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他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他也以如椽大笔写下了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脚步，还热切地肯定秦汉的一统，说秦统一天下“成功大”，说汉通过削藩，发展郡县制，加强了统一，造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竭尽心力同时也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汉书·叙传》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着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旨意。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汉书·高帝纪》写道“汉承尧远，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汉书·王莽传》说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着严重的偏见。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纷纷有正闰论之争。它又鄙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将《史记》中列为“本纪”和“世家”的项羽和陈涉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却改变了，说什么：“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都不提了。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对大一统和正统思想应当区别对待，就是对正统思想也可作具体分析。（佚名）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生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字叔皮，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当时，有不少学者都曾着手为司马迁的《史记》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班彪对这些续作都不满意，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幼年即聪慧异常。在父亲班彪的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时便能著作文章、诵读诗赋，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为后来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有志于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58年—公元75年）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
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到班固的弟弟班超。班超和做学者的哥哥不一样，不愿老死书斋当中，年轻时家境贫寒，班超为官府抄写文书以补贴家用，劳苦之际，不禁感叹：大丈夫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以取封侯，于是投笔从戎，远赴西域，果真成就了一番伟业。
班固居家编著《汉书》，不料却被人上书明帝，告发他私改国史。自从司马迁著述《史记》之后，汉朝统治者便对私人的历史著作颇为忌惮，因此班固立刻被捕入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班超担心哥哥受屈而难以辩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幸好当时的明帝比较贤明，审阅书稿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订图书。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为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记载汉光武帝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28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授意下继续撰写《汉书》。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76年—83年）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当时的一致好评，“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为郎之后，与皇帝“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于是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到了汉章帝时候，因为天子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任玄武司马，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这是班固生平另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有很大的思想影响。
和帝永元初年（89年），窦太后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3 000余里，一直追到燕山。东汉与匈奴多有战事，但属这一战赢得最光彩，窦宪得意之余，在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铭，颂扬大汉天声。可惜好景不长，永元四年（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受到株连，被免除官职。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1岁。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他的妹妹班昭在东观藏书阁续书，班昭续完了《汉书》八表，《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不过，最主要的部分依然是班固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白虎通义》，是班固另外一部重要著作，可以说是东汉政府“钦定”的一部书，包括经学、史学、哲学、神学等多方面内容，代表了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了解两汉学术与政治的必读书。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其中纪、传的作者是南朝时期刘宋的学者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司马彪，此书为历史爱好者的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