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北宋1019年—1086年）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清代大学者王鸣盛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复姓司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因此被人们称为“两司马”。他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编年体通史，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涵盖时间最长的编年史巨著。成书900余年来，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文化遗产之双璧，海内外蜚声扬名。该书共刊刻70余版，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之罕见，足见其影响何等深远。
《资治通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喜爱这部史学名著，前后共读了17遍，直至某些章节的书页变得残破不堪，仍爱不释手。而且经常告诉周围的人，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屡次向别人推荐这部史学名著。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评论道：“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缺，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
近千年来，《通鉴》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史学的巨篇，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继往开来；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陆续产生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清通鉴》等蔚然壮观的通鉴系列，而司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为一代史学之尊。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恐怕是司马光不曾预期的，但却是他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北宋名臣司马光奉宋英宗诏令，整理评论历代名臣事迹，于是开始编撰《通鉴》，作为朝廷统治的借鉴。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编成《通志》8卷。并在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进献给神宗，深受赞赏，赐名为《资治通鉴》，并由神宗亲自写序。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行新政，退居洛阳，继续撰写《通鉴》。前后历时1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博大精深的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开始记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结束，前后共1362年。这部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记载，说明了历史经验对于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以往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比拟的，对于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大的借鉴和约束作用。
《资治通鉴》所选史料内容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为了写好这部书，司马光除使用政府馆阁藏书外，还借来不少私人藏书。编写时先将同类史料编成长编，然后去粗取精，由繁到简，对分歧较大的史料，则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写入正文。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司马光等人经过严格的辨析考证，整理成一家之言。除了正文中的引征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附在《资治通鉴》之末。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大大增强了《资治通鉴》的可靠性，因此，这部书一直以“信史”而著称。在体例方面，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因为受到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难以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使一向遭人冷落的编年体再次焕发青春，光耀史坛，与纪传体并驾齐驱。
司马光是北宋文坛巨匠，其叙事文字优美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行文简洁晓畅。《资治通鉴》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堪称历史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此外，全书还附有180多篇议论；其中80多篇是援引他人作品，其余全都是司马光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在以往所写史论和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
这部书原名《通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改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略古详今，重点着眼于探讨君主执政过程中的得失与国家兴衰的道理，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记载有关的政治事件，但对于军事、经济等其他方面也多有涉及。仅就其选择、收录我国古代政治史料来看，通过作者的剪裁消化、归纳运用，终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体系，流传至今，对于警戒后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资治通鉴》已经同《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也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进资治通鉴表》），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这部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希望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因而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历年图序》），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十分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记载。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