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明末清初1619年—1692年）
船山先生淹贯经史，精于哲理，长于思辨，文章乃其“余事”。即便如此，基于身世、学术的若干闲文，依然以其苍劲之笔、悲凉之气，深深打动读者。
——著名学者陈平原
明末清初是个天崩地坼的乱世，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学家。当时孙奇逢、李颙、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是公认的博学名儒，学术流传海内，为天下所钦服。而王夫之却长期隐居在山林之中，不露身影，不与中原及江浙人士往来；不开门讲学，也没有亲友推举。所以一直没有出仕清朝，得以固守节操，其著述也无人知晓，几至散佚。明清思想史上习惯顾、黄、王并称，其实是后世“追认”的结果，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读过王夫之在深山中撰写的精彩著作。
据《水窗春呓》一书载，王夫之临终前对子孙说：“吾书二百年后始显。”果然不出其所料，他的著述经长期沉晦之后，终于在道光、咸丰之后大显于天下，并引起许多学者名流的推重。《读通鉴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书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共30卷。在书中王夫之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褒贬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这部书文辞精当、纵横捭阖、远见卓识、论点独到，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系统和精彩的杰作之一，堪称“通鉴之通鉴”。
《读通鉴论》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史书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能与《资治通鉴》并读，对王夫之史论的了解应当会更深一层。这部书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其内涵远超出一般史书。
《读通鉴论》是明代思想家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做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60余万字，按朝代分为30卷，卷末又附有《叙论》。这些作品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独抒己见，不同凡响。
王夫之博览群书，精于考据，他的史论总是言之有据，从不空发议论。评议典章制度、治乱兴衰时，往往追溯其本源，譬如“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租庸调之法，拓跋氏始之”。然后备言始末，由源及流，《读通鉴论》卷二十八讲说茶的历史，卷三十论述古乐衰亡，均证据确凿，条理明晰。除此之外，王夫之还注意结合时代变迁、历史背景来阐述历史事件的成因。如《读通鉴论》卷二十四论西域在汉朝时是赘疣，在唐朝却成为边防重镇；卷二十六论及唐宋风气、河北风俗之变迁。由古论今，由今及古，观点与论述都极为谨严。
王夫之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议政相结合，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宋、明理学家崇“三代盛世”，认为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王夫之却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中国社会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然而“世益降，物益备”，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因此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治乱循环论、兴亡决定论、天道论与气数论是王夫之历史哲学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王夫之认为秦始皇废封建而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
在史学方法论上，王夫之集中于批评史事之真伪，凡夸诞、附会、溢美、隐恶之处，都一一予以揭示，使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而这种“还原”的方法，又是非常客观的。《读通鉴论》的卷末《叙论》中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将自己置身于历史情境之中，这与西方史学所崇尚的“历史想象”、后世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倡的“了解之同情”异曲同工。幽微不明之真相，借此而获得；日久沉埋的往事，也借此而重现。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史学著作中以一贯之的史家精神，此刻与历史息息相通。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掩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佚名）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历史批判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最重要的史论著作之一。由于此论做于晚年，因而所反映的思想和观点较为成熟，其中所贯串的社会历史进化思想尤足称道。船山的《读通鉴论》不是通常文人的就史论史，更非无聊雅士的“玩史”消闲。而是倾注了他作为前朝遗臣的强烈感情，在痛定之后对改朝换代和成败得失做反思式的历史总结，显得极其深刻。
王船山在仔细考察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后，认为传统史观尚有许多“不尽然”之处，需与之一辩。虽然我国史学渊源流长，史家众多，但综观明末以前的史学，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宗史学，一般都有两大缺点：一是为循环主义的宿命论；一为复古主义的倒退论。船山对这些颇不以为然，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行了有力的辩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