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格局，在人口危机中悄然改变。中国的人口危机，突出表现为汉族的人口危机。汉族的人口危机将引起整个国家内部民族格局、民族结构的改变，会给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差距显著变化。人口专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在1964年占全国人口的5.77%，1982年上升到6.6%，1990年上升到8.04%，2000年上升到8.41%，2005年上升到9.44%。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了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也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扶植和种种优惠政策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生极大改善，生育率和成活率直线上升，同汉民族的生育态势形成相反的趋向。
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不平衡，呈现持续加剧的趋势。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仅为1.22，而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生育率为3.20，维吾尔族生育率为3.16，远高于汉族。
1953~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为2.24%，1982~2000年升到2.52%，2000~2005年竟加速到2.99%，而此时汉族人口年增长率仅为0.40%，而且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1~2005年少数民族新生儿约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而依照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趋势和统计局数据推算，现在少数民族新生儿占全国比重已经突破30%。由于汉族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而且生育率持续处于超低水平，汉族新生儿占全国的比重很快会低于60%乃至50%以下甚至更低，届时主体民族将沦为少数民族，这将改变中国民族和谐的人口格局。民族平等，是国家内部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一律平等，但中国在生育政策上存在民族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区域不平等，这种情况有违宪法精神。
中国民族格局失衡，根本原因不是少数民族生育太多，而是汉族生育太少。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宽松，少数民族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也并没有远远高出时代更替水平。中国民族结构的改变，关键在于汉族青年结婚成家的数量减少，生育持续下降。只有保持汉族适度的生育率，保持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生育权利的平等和生育比例的平衡，才能解决民族人口格局失衡问题。
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1.23亿，有些民族从中国来看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能算少数民族，尤其那些在全球有上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民族，不能作为少数民族看待。在美国，对于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虽然有优惠政策，但是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和教育上，而从来没有出台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的特殊政策，而且这些优惠政策也不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们不同的民族特征，而是为了有利于推进和实现民族的融合。华人、印度人在美国无疑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原因在于华人和印度人在世界范围内不属于少数民族。
欧盟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有启示。到2010年1月1日，欧盟总人口突破5亿，而移民增加在欧盟人口总数递增中占有重要位置。2009年，欧盟增加的人口中，超过60%来自于移民。2008年，欧盟统计局预计，2015年欧盟国家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移民将成为人口增长的唯一动力。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称，西欧的40年，人口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西欧人口一直在迅速老龄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的生育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出生率的下降削减了从事劳动的人的比例，并且阻滞了经济增长，也迟滞了技术革新的步伐。
移民问题是欧盟最头痛的问题。《瑞典日报》报道称，2009年瑞典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超过1.9，是欧盟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对欧洲人口增加“贡献”不小。但问题在于，新增移民数量不仅多于人口自然增加数量，而且外来移民的出生率是瑞典原国民的两倍还多。最近，欧盟多国都加强对外来移民的限制，英国宣布，对技术移民发放的签证将减25%，将对非欧盟工作者进行数量限制。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保持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体民族地位，保持中华民族内部和谐的民族构成，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未来中国——需要多少亚非移民？
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支撑一个国家实力增长的，是其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能力。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再生产能力做支撑，复兴和崛起就无从谈起。
美国解决人口问题，是靠“移民”政策，把全世界的精英分子吸引到美国。而中国不可能依靠移民政策解决中国的人口和人力资源问题。中国一些大城市早已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如果说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是“城市人口负增长，农村人口进城来保障”，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中国人口危机制约中国崛起，一个突出问题是劳动力危机。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用工荒”。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不仅技术工人短缺，而且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也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这部分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意味着各地将掀起抢夺劳动力的风潮；意味着大量外资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意味着高校生源不足，将掀起生源争夺战；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
2010年2月25日，东莞市凤岗镇举办春节后首次招聘会，60多家企业提供3000个普工岗位，只有500多人次进场。同一天，东莞市茶山、长安两个镇远赴广西巴马与当地政府合作招工，l万多个岗位，仅招到246人。还是这一天，东莞市劳动就业服务部门组织30家企业赴云浮招聘，7900个岗位，签约不到300人。近几年，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劳动力供应增速明显降低，2007年新增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
当用工荒席卷全国，很多实力较弱的私营企业无奈倒闭或停产之时，海量的亚非黑劳工蜂拥而来，成为缓解以广东为首的各大省份劳工荒的中坚力量。有专家预测，中国未来20年劳动力缺口将达1个亿，为解决这1个亿的劳动力缺口，中国将可能不得不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从而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届时，一个庞大的“黑人兄弟群体”，将成为中国又一个新的少数民族。
四、中国人口蒙受了太多不白之冤
这些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在全世界也造成了一个“潜印象”，就是：“中国人很能生孩子”， “中国人口太多了”，“中国的问题追根溯源都与人口有关联”。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人口爆炸论”、“中国人口包袱论”、“中国人口恐怖论”、“中国人口罪孽论”等一系列的论调，似乎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人口惹的祸。结果使中国人口长期处于被羞辱、被批判、被讨伐的囚犯处境，蒙受了太多的不白之冤。
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有几个战略关系，是必须要辨识清楚的。
中国革命与中国人口——不能把革命的原因归咎于人口多
1949年8月，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即将垮台和新中国的即将建立，为了辩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艾奇逊在信中指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届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国民政府之所以又出现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白皮书认为，中国人口有4.75亿，是一个无法承担的压力，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共产党同样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毫无出路的。这两个文件表明：美国政治家把中国革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口过多，是中国人口过多引起了中国革命。
艾奇逊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导致中国革命的理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5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在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而是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他们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
“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人口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为中国人口问题洗刷冤情。但是建国以后不断出现和长期存在的人口观念说明，把中国的各种问题都与中国人口问题挂钩，都让中国人口承担责任，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中国贫穷与中国人口——不能靠少生孩子快速致富
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有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说什么“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人均国民收入就会增加一倍”。
人口越少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吗？事实上，许多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很高，而很多穷国却人烟稀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却又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非洲面积302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多，人口仅有7.5亿，其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又极为丰富，然而非洲却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各国人均GDP排名，排在前面的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也有地狭人稠的国家。
“人口众多，导致中国贫穷”的论调，使人们产生了“要提高人均GDP，就要降低人口生育率”、“要想快富，就要少生”的流行观念。其实，现在是一个孩子分一对父母的GDP，未来则是两个父母分一个孩子的GDP，最终结果是：少生孩子只能降低人均GDP。所谓少生快富提高人均GDP，只不过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生育，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瓜分GDP的坏分母！低生育率的日本已经证明，“少生”的结果不是”快富”，而是“速衰”。2007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退回到了1988年的水平。而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日本2024年的家庭财富将降至1997年的水平。现在日本人均收入与美国相比，差距越拉越大，日本少生孩子并没有更富，而是更穷；美国多生孩子并没有更穷，而是更富。日本的教训说明，经济“大发展”，不能建立在人口“大减少”的基础上。生育孩子，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怎么会因投资人力资本而致贫呢？
把中国曾经的经济落后归咎于人口太多，认为“人少是福、人多成灾”，要从减少生育上找出路，会陷于“病急乱投医”的困境。在中国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口号。宁为今日多养猪，不为明日多养人，实属荒谬。把中国最近30年“大发展”，说成是人口“大减少”的成果，甚至提出“要想富，继续独（独生子女）”，是一种重度认识误区。
中国失业与中国人口——不能靠减少人口保证就业
“现在失业的人很多，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
失业多，是由于人口多吗？日本的人口比澳大利亚多几倍，而澳大利亚的面积是日本的20倍，可是日本的失业率反而比澳大利亚还要低。
在中国，一些大学毕业生一边埋怨“人口太多就业难”，一边千方百计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为什么不去人口较少的小城镇呢？因为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准，大城市人多，意味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
一个国家的就业率或失业率，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没有必然联系。一般说来，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一方面，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会有很多人来竞争；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阿根廷的人口密度很小，每平方千米只有12个人，但是阿根廷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很多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例如日本。
中国生态与中国人口——不能靠减少人口保护生态
人们往往把“生态环境差”，怪罪于“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137人/平方千米，日本是350人/平方千米，韩国490人/平方千米，新加坡人6376/平方千米。如果人口多造成环境差，那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环境岂不是比中国更差？然而，人口最密的新加坡反而最美。由此可见，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罪于人口数量，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