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大批影片出现在这两年，但十年来精品佳作推出较多的时段也是在这两年之中，而且这些精品的出现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现象二：“鸡叫场”与四十一亿人次1958年2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王阑西在一次会议上号召电影工作者“也要来个大跃进”，会后，还就此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了一封号召大跃进的公开信。电影局随后召开了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在制片方面，通过了1958年要完成大型艺术片80部；在放映方面。
提出完成400万场的指标。为强行完成这个任务。不少地方出现了“通宵场”、“鸡叫场”。在1960年7月的一次全国影代会上电影局领导曾宣布，在1958、1959两年中，共生产故事片213部，观众人次到1958年底猛增到30亿，1959年再增至4l亿。孟犁野认为因为当时浮夸风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个数字可能有水分。但是各地大办电影厂，有关领导提出“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高指标要求却是真实的。
现象三：“一俊遮不了百丑”刚经历了“反右”的电影艺术家，惊魂未定，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一听说“纪录性艺术片”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便纷纷去培植。仅1958年就拍出了这类影片49部，占当年艺术片(故事片、戏曲片、美术片)总数的近47％。这类影片长者有10本，短者3本，一般是六七本。在内容上多为狂热的鼓吹“大跃进”与全民“大炼钢铁”等，根据生活表象编造的故事也大多千篇一律。这种电影八股在当时发展成一种主流的叙事套路。
其中也有少数影片值得一提，像谢晋根据真实事迹编排的影片《黄宝妹》以及张骏祥的《新安江上》等都是比较质朴和自然的影片。但是，一俊遮不了百丑，观众们仍把那个时期的70多部艺术质量上拙劣的影片叫做“跃进片”、“卫星片”，这样的怪现象在中国电影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了。
1957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
“邵氏”这个名字近年来为内地观众有所熟悉，是因为一系列如《独臂刀》、《大醉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老片经数玛修复以后得以重现，宛如从时间和空间的那头突然现身，告诉我们邵氏曾经缔造了怎样影响后人的武侠片和黄梅调电影。
在香港电影进入史上最低点的“冰河期”时，回顾邵氏数十年风雨历程也成为一件令人唏嘘感慨的事情，而如果能从中获得些许对当下有所借鉴的经验，那就是邵氏这个被称为“活化石”的电影王国跨越时间的力量。但无论如何，邵氏都不是一个有可能再被重现的神话，它所呈现得最为精彩的那部大戏，其实就是自己的历史。
商人精明本色独特家族企业邵氏兄弟是宁波人，一门四杰，大哥仁杰、二哥仁枥、三哥仁枚，第四、第五是姊妹早已出嫁，邵逸夫最小，叫仁楞。由于做电影生意要出名，父亲不同意。于是另起外号，大哥醉翁、二哥邮人，三哥山客，最小的就叫逸夫。
邵氏兄弟天生具有经商的精明头脑，比较知名的事情是邵醉翁力捧陈玉梅的逸事，由于当时“天一”台柱胡蝶被“明星”挖走，邵醉翁决定巨资捧陈玉梅成为影后，结果陈玉梅成了他的夫人，其他电影公司也永远不能挖走了。所谓长兄如父，邵醉翁集邵老大、总经理、导演于一身，其长袖善舞的精明为兄弟们树立榜样，也为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四兄弟中老二任会计掌握内部财务开支，从源头上把关，老三和邵逸夫任发行，几兄弟不仅在公司行政上相互协调，在影片拍摄上也全员出动。公司成立之初，生产的11部影片，基本上是老大执导；老二、老三独立或联合编剧；邵逸夫不仅会编剧还能做摄影。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公司家长式的管理，最大限度缩短制作周期，因此使影片具有很强竞争力。当然这必然造成一些影片质量欠佳，也为同行间诟病。
邵氏兄弟分道扬镳大家所熟知的“邵氏”包括邵氏兄弟公司(SB)和邵氏父子公司(SS)等，而它们又分别有什么来头呢？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由邵炖人收回并将之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但是进入50年代后期，由于电懋的成立，竞争越发激烈，小成本制作策略已无力招架。邵邮^萌生退意，收缩电影制作的业务，转而大量收购戏院及从事地产业。1957年，年届五十的邵逸夫回到香港。想接掌制片业务，以稳定片源．兄弟俩最终决定在业务上分道扬镳。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此，“邵氏父子”只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邵氏兄弟”则主管制片业务。
邵氏称霸天下20年在邵氏字典中“赚钱”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如何赚钱就看邵逸夫的几个高招，首先是清水湾开山填土，大兴土木建造“邵氏影城”，有大型隔音摄影棚、置景场、办公大楼及彩色冲印厂，员工宿舍及各种技术室，是远东最大片厂。邵逸夫还打造了一套管治制度，保障片厂可流水作业。从1959年建厂到1979年的20年间是邵氏称霸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前10年，也是邵氏王国的黄金时代，阵容强大，出片水准高，当时实施的计划就是——投大资、拍大片、赚大钱。而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大导演逐渐组建自己的制作队伍，演变出不同的派系阵营。邵逸夫自18岁开始就直接面对观众，哪些影片一定卖钱、哪些影片可能冷门，都很清楚，可以说他是在观众群中成长的，所以贯穿始终的就是“观众至上”的传统。
克己之功和容人之量作为一位资本家除了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表率作用也是关键所在。邵逸夫的勤奋和毅力非一般人能比，如张彻所说“每天工作16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
每个月开拍影片剧本、故事，他要亲自审阅，自己不看剧本时，由导演或看剧本人向他报告，由他最后裁决。”邵逸夫曾说，他没有娱乐，看电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娱乐，他自称自己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80岁以前，每年看六七百部片。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是令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自己每天9点一定到片厂，工作人员迟到可以容忍，开会、试片等，他一定先到，其他人员迟到也不追究。值得-提的是，“金牌导演”李翰祥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难忘的1959”之《林则徐》
赵丹表演史上一个新里程碑
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这个创作高峰的出现，首先是经过十年的发展，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业务、创作各方面都趋于成熟，而且同时又与特殊的历史机遇有关。早在195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献礼是其中一项。当年推出了《林则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优秀影片，写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一页，被称为“难忘的1959”。
激烈时世下，他愿策马西行——郑大里回忆父亲郑君里与赵丹的情谊总理送来“抗英战斗诗”《林则徐》的编剧是吕宕和叶元，他们的剧本写得很好，由父亲和范岑导演，当时在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指导下，就在影片中特别突出了人民群众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部影片在创作上还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当时父亲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拍这部影片，因为是大场面要动用很多群众，而当时“大跃进”风气还没有过去，讲究拍片要“多、快、好、省”，恨不得一天拍完一百个镜头。但父亲是无法这么做的，他始终控制住影片的拍摄速度以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一天至多十几个镜头。
在这一点上，他是坚决不能“跟风”或者妥协的，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父亲被戴的帽子就是拍片“少、慢、差、费”，这种压力既来自于上面，也来自于群众的议论。
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父亲曾得到周总理的一封信，就在1958年的夏天，他特地委托人把他刚从广帅隅到的一首有关“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父亲好好研究看女口f司把握广州^民奋起抵抗英侵略军的这条线。这封信我看过，印象很深，但是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
赵丹和父亲的“哥们”情谊父亲和赵丹在解放前就很相熟了，早在赵丹在南通做话剧时，父亲去看戏时发现了他的演戏天赋，当然在解放前他们的合作并不是很多，只有在《乌鸦与麻雀》中有过密切的合作。父亲和赵丹的关系是“互不买账，又互相敬佩”，他们在创作上的交流很多，并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在创作上非常默契，像《聂耳》、《林则徐》等片以及预计想拍而没能完成的《李白与杜甫》，都是父亲想与之合作的影片。
最突出的是《林则徐》中赵丹扮演的林则徐，父亲非常欣赏，希望用各个侧面展示林则徐的性格，在他的《话外音》中曾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表达所期望的“正如我们把一颗宝石放在不同的光线下转动，它各个侧面便放射出珠光宝气一样。”赵丹做到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已经去世后，还是在“文革”期间的一个晚上，有人敲门，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来我家，躲都躲不及呢，开门一看是赵丹和张瑞芳，他们是在路上碰到的说要来看看我的母亲，我和母亲当时都感到非常地震惊。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时代，这样的举动值得敬佩，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
光明的尾巴与策马西行父亲在解放前拍过《乌鸦与麻雀》这样市民味道非常足的影片，1950年还拍过《我们夫妇之间》这样的影片，你问我为什么他会在后来选择了这样的人物史诗片？这或许是他唯一能够选择的事情。因为父亲是一个性格比较激烈的人，有自己很鲜明的看法，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表达并不是“抵触情绪”。《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赵丹也因为《武训传》受到打击，但是如果就此转拍那些儿女情长的东西，他是不甘心也不愿意的。因为这些历史的、承载着理想的人物史诗片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最后，因为上面的要求使得影片安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尾，而父亲希望的是林则徐策马西行的背影，这或许才是他的一种真实的态度吧！
“难忘的1959”之《青春之歌》
一代人的浪漫情怀
1959年是中国电影史上奇峰突起的一年，这一年生产的80部影片中有30部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青春之歌》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影片之一，它在编、导、演、摄、美、音等各个方面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汹涌的革命激情和对英雄人物的礼赞，不仅在于影片拍摄的总体水平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还表现在“左”倾文艺思潮流行之时，它能给予有力的抵制。整个影片像一首优美而又激昂的长诗闪耀在“难忘的1959”的星空。
“一切让林道静听见，一切让林道静看见”《青春之歌》的成功首先是改编的成功。把一部内容丰富的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难度很大。影片呈现出来的是以林道静为绝对主角，文学剧本的第一稿开头同原小说一样，林道静“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的外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青春之歌》就是林道静。正如崔嵬导演该片的一个原则：“一切让林道静听见，一切让林道静看见。”一切要有利于刻画主人公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林道静是绝对的主角。
白杨错过“林道静”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上银幕。白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曾数次来到北京，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而“北影”的著名电影导演崔嵬认为，林道静是个20来岁的青年，白杨来演年龄偏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杨希望通过姐姐杨沫。能够给她以帮助。杨沫曾做过努力，然而她的努力没能奏效。
后来，杨沫又给白杨出主意，让她去找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的成功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就是这件事，白杨和姐姐有所矛盾了，在一段时期她曾怪怨姐姐没有为之尽力。但是妇妹之间的亲情，使得二人最终还是言归于好。90年代后，杨沫和白杨都步入高龄，他们同卧病榻，1995年12月杨沫去世，9个月后，白杨也长逝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