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浅学，但读书搞研究能从通处着眼，很留意从非美术图书中发现美术史料，在郁达夫日记里就可以找到不少线索，尽管是吉光片羽，但也弥足珍贵。达夫在交往中，以书作应酬求索，书写扇面与条幅极多，尤其是在福州，一天即可书写多达十余幅。从可以看到的墨迹图片来判断，郁达夫书法完全是名人字，个性突出而缺少功力，黑、正、润、亮不沾边，而是瘦、歪、侧、破，字如其人，带着明显的病态与名士气，自有格调韵味，绝对不俗，在当时无法卖钱，但是慕名相求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有写好对联、条幅后花钱去裱好的记载，可见也是赠送亲友的。中国有太多该出的书没出，至今就没一本《郁达夫书法集》出版，也是不该有的缺憾，若编书画杂志或搞出版，当以此作为一个选题。
对文学史与图书出版史以及知识文化传播史来说，郁达夫的买书目录，都是一笔重要的文献。郁达夫买书之多不让鲁迅，每到一地，必遍访书肆，这其实是书生本色，本无什么出奇之处，只是“文革”后读书风气大坏，文人学者遂不复有如此风雅矣，国人亦不再知读书种子为何物。与鲁迅相比，郁达夫所买之书侧重不同，由于日记所记录的期间他在各地奔波，所到之处买书范围主要是地方史志、诗文集与外国小说与文论。在西方国家所出的英文、日文、德文图书方面，当时中国的书店几乎与世界同步上市，因此，郁达夫可以及时买到并阅读各国最新出版的图书，了解最新的文学与政治、社会思潮。
他会不经意间引述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句子，而且还早在1928年就读了基尔恺克尔的哲学著作，并且自己认识到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几个得读此书的人（第209页），足证得风气之先。
之后由于政权更迭，外文图书除五六十年代苏联版的俄文书之外，几乎在国内书店绝迹，直到80年代才渐渐重新进口，到2008年，北京的几处外文原版图书销售处，才算有了点规模，不过，国内的学者与文人，却再也没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那样可以随便买原版本的消费能力，即便是大学教授，若无外快，月薪四五千元，只够吃饭养家的，若是像三四十年代前辈那样买原版书，全部收入一个月也就只能换十来本书罢了！所以，读郁达夫买外文原版书的日记，今人只堪当作过屠门而大嚼，顿生羡意耳。
在2008年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我在河北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上看到了《唐诗解》与《唐诗鼓吹》的整理评注本，唐诗研究与宋史研究是河北大学两大学术重镇，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所出的学术著作，品种不多而分量极重，如《碎金词谱今译》就是刘金柱教授向我推荐，我一见便爱不释手，于是金柱兄便转赠予我。巧合的是，在《郁达夫日记》里，也有买《唐诗解》与《唐诗鼓吹》的记录，而且还有一句介绍：“买删订唐仲言主《唐诗解》一部，系罕见之书，乃原版初印者。”（第334页）这固然是极细微的材料，不过碰巧注意到了，便抄下来。
达夫的日记当时销路好，可能主要是因为郁达夫的得名于《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小说大胆暴露男女私情，难免有一些人窥阴成癖，以写性特别是第一人称写性著称的作家，其私人生活日记，想来在当时会有不少人有浓厚的兴趣阅读。其实，郁达夫的日记还是干净的，一反他小说的不避咸湿污浊。不过，毕竟他与王映霞的婚变是社会新闻热点，而他发表的日记又正好记录着前前后后的是非经过，所以，报刊与书商看好他的日记，实在有其道理。
这本书的扉页上有我买书当日所记的几行字：“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六日下午自石家庄返京，为求职面谈，时间有余，先至社科书店选好书，谈完后购之。”记得那是去北京日报社为毕业分配前去求职，面谈的对方是与理论部读书版李乔先生，结果是同意接收。这段题记的另一点史料价值，是记下了当时开在北京站附近北京日报社旁边长安街南侧的社科书店，后来社科书店搬到了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的一层，由路南迁到了路北，由于停车便利，我还常去。2008年10月，我为买书而专程去社科书店，得知又迁到不远处北京市检察院对面。郁达夫的日记里最频繁出现的是他到各地旧书铺买旧书的记录，如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一个伙计居然能认出郁达夫，并聊起十年前旧事，让读书人看了心暖。
这本书我在2003年12月应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声桂先生邀请前去狮城访问时带在行囊中，书中夹着途中的登机牌等纸片。
郁达夫晚年在新加坡办报，撰写发表了很多文章，1945年8月，在日本战败后失踪，可以断定是遇害而牺牲了。因此，《郁达夫海外文集》事实上是郁达夫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结集，而且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因此，郁风老师花费心血编出的此集，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
郁风邀请作序的刘尊棋先生是新闻界的名家，与郁达夫在新加坡是办报同事，后来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论资历与水平、成就，在此书出版的1990年，可谓是最合适人选（若在抗战胜利后出版，则显然刘尊棋未必是能压得住场面的序文作者）。不过，序言虽然对郁达夫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然而字里行间，似乎对达夫办报特别是社评并不是很以为然。报刊新闻毕竟是个专业，借书画专业术语，也有行家与戾家之分，坦率地讲，郁达夫是杰出的文艺报刊编辑，但在社评与综合报纸的编辑方面，相对来说非其长项——话又说回来，郁达夫搞报纸写社评与他编文学刊物与副刊相比是短板，不能与张季鸾、陈布雷、成舍我等一代报人分庭抗礼。
在文化艺术与传播领域，个人与机构或团体的关系有其特殊之处，可以肯定地说，一位杰出的天才要比任何专业机构与团体伟大得多，虽然历史上艺术流派与文艺组织有着巨大势力，但是，如果没有天才与大师，一个流派或组织队伍再庞大也是枉然。刘尊棋先生在序言里为解放后没有为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一事平反而大为惋惜，实际未必懂得这层道理：郁达夫离开左联，在文学史上仍不失为大家、名家，而没有郁达夫的左联，却大为黯然失色。很简单的道理，即使在今天，关注左联的人也远远没有关注郁达夫的人多。
这本文集，对于中国现代新闻史有着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忠实地记录下很多从别的渠道没有予以注意的资料。如郁达夫在青岛期间读天津出的报纸得知北京友人病逝的消息（《郁达夫日记集》第305页），就足见当时报业市场的活跃与繁荣。他每到一地，都会有当地不止一家报纸前来采访并发表消息，连路透社都发他到北平的电讯（《郁达夫日记集》第324页）而今天，各地报纸即使是闻风而动刊发名人莅临消息，也只限于影视明星、歌星笑星、体育明星。作家与学者、诗人，除非有官位者，恐怕是得不到这种待遇了。
社评代表着郁达夫最严肃的一面，在理性与为社会负责的层次上，郁达夫的这些文章与张季鸾、胡政之的文人论政，本是异曲同工。郁达夫的诗人性情与文人习气，在他编报刊的工作中，没有丝毫的流露，在这本集子的社评中，郁达夫个人生活、个人趣味、个人情调，让位给社会的、公众的特别是军事、战争、外交与国际政治的话题，当时作家能达到如此高度的实在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