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也不是简单地办一个班就能解决的。还是要全民都形成共识。因为过去这些国学大师就不是一个班培养出来的嘛，还是应该有这么一个传统。眼下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学问的人被人们认为是权威学者，这是最可怕的。比如上海的某人。
答：……（笑）问：是笑话嘛，他还以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自居。
答：海内海外，到处讲学，开口闭口，中国文化。
问：他有太多常识性欠缺与差错，把致仕说成是当官上任，根本是误人子弟，因为他的书畅销，所以更糟糕。
答：而且在台湾很红。
问：台湾有些人实际上不知道他是在出洋相。台湾人认为他既然那么大口气，就当然是有学问的了。
答：从这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
问：书画界像他这个层次的很多。
答：多！问：画家若缺乏哲学思想支撑，或者说生命意义的追求，就画不出好的作品，只能是跟踪某一种样式，比如有画齐白石这个路数的，有画黄宾虹那个路数的，只是把这个样子学下来了，大致就不会太离谱了吧。吴昌硕也好，齐白石也好，黄宾虹也好，他们审美风格形成是有思想基础的，是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框架支撑的。现在某些人很空虚，而且画论、画史他们也不关心，缺乏修养，这说起来很可惜。现在要讲点国学，因为挖掘中国文化，不但关系到民族前途，而且对人类发展，有一定贡献。但现在七十岁以下的人拿一本没有标点的线装书，能读下来，而且能懂其中的意思的，可能都很少。以后整理古籍怎么办？毕竟标点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答：那就不用说了。
问：刚提到的这个人若在书画界还算是有学问的。
答：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画家，能够把字写得像样就已经算好的了。
问：题上一二十字八成会有白字。
答：我倒不是反对现在中国画家搞现代派，但是基础一定要有。西方的积淀你行，中国的基础你也要有。什么也没有，你就说你是画家……问：没有基础，没有积淀，就像空中楼阁，沙上的大厦，一推就倒了。
答：你比方说黄永玉……问：他的学问是不得了的。
答：他的修养深，看书之外，比如说，他还对中国音乐和外国音乐有兴趣，经常泡在音乐中——当然他也受到他表叔的影响。他告诉我说，沈从文一点西洋音乐知识都没有，但他听到贝多芬的音乐会掉眼泪。
问：这说明两点：第一，说明他有理解艺术的基因；第二，说明贝多芬的音乐伟大，他的音乐直接会说话，把自己讲清楚了。
答：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书法展览在德国、在伦敦那么多观众，有人欣赏。在德国科隆有一个博物馆邀请我去参加书法展览会，我就问采访我的一些记者，为什么德国人会喜欢中国书法？他说中国书法线条表现有感情，构图有感情，有音乐节奏感，能表达感情，使观众得到美的享受。
问：前面说到的一些问题，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因为战争的危机、灾难的危机都无所谓，因为人只要活过来了，那么就一切如旧了。但文化要是改变了，以后的人就不见得是原先的这些人了。很多中国的文化都丢掉了，比如说唐诗宋词。答：对。虽然还在出版，但一般人是买来放在家里做装饰，当然也有少数用功的人。
问：比如讲中西文化谁高谁低。我们肯定会说我们。高，但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不一定认同，会认为我们糊涂或守旧，他们认为我们不如美国先进，甚至不如日本。现在有妄自菲薄的文化上的偏见。形成这样的影响其实鲁迅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他就提倡西化，不读古书。答：是。但可能为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有“矫枉过正”的需要。
问：您在澳洲那边住了多久？答：1989年我受悉尼美术学院的邀请去讲学。此前一位汉学家一直邀请我，以后又去布里斯班，到另一所大学讲中国文化，来来往往住了十年，与国内隔离了十年。那边空气、气候、环境都很好，居住条件是一流的，可是文化环境就格格不入。问：那边也很少有什么交际吧？答：中国人有一些，外国人也有一些，多是学校的教授或旅澳华人。我的儿子在那边教书。
问：但是，就不像在国内这么多有共同语言的。
答：文化生活比较缺乏。澳洲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度假是蛮好的。
问：度假是很好。我觉得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差别很大。
答：不是一回事。但是，西方文化积累，有的比我们丰富得多。文化主要是人类历史的积累。东西方都有自己珍贵的文化，不能夜郎自大。问：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和西方、其他国家文化打交道，感觉对他们的了解很多，而且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反过来，他们对我们了解得很少，同时他们对我们也欠尊重。
答：恐怕这主要是与近百年来，中国的积弱，被人看不起有关。此外，包括有些所谓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不理解。跟上世纪初的时候不同，那时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确实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因为都面向市场经济了，所以，这些人不了解中国。但日本有一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学家是很了不起的，跟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经常在一起。近来有些学者认识到东方文化的重要性，但还需要有很多人默默无闻地下苦功，从最基础的古文开始，掌握了打开传统文化的钥匙，探索自己民族的传统精神，进而发展民族的哲学、科技、艺术，这才能够做到振兴中华。
问：您都订了哪些报刊？答：都是人家送的，《北京青年报》、《新民周刊》。
问：您自己在家吃广东菜吗？答：无所谓，我出来这么多年，什么都吃。
采访侧记
联系采访黄苗子先生，始于2002年10月，我负责创办主编的《中国书画》还在筹备期，为创刊号组稿，我与王世襄老先生通话，表示希望对王老做一个采访。电话放下后不久，我的手机响了，是王老打过来的。他说刚才考虑了一下，《中国书画》要介绍人物，最合适的人选不是自己，因为他自己既不是书家也不是画家，若创刊就发写他的文章，便成了“骂题”。
他认为最合适的是黄苗子。他把电话、住址一一念给我。老辈文化人就是如此古道热肠，彼此推重、彼此关照。虽然在本刊编辑部讨论创刊号选题时就已经圈定了黄苗子先生，但在此必须向王世襄老先生表示感谢，因为是他直接促成了本文的诞生——于是，我便着手与黄老接洽。但是并不是一帆风顺。先是黄老要去澳洲，所以，采访只得等待。过了春节，本来可以了，但是又来了一场“非典”。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终于确定了访谈的时间。待到完成两次访谈，又在其他场合有两次见面聊天机会，终于整理好了这篇访谈录。
因为希望内容更有分量，所以基本上每一个采访都是一项研究任务，每次访谈对象之著述、资料，我都要加以阅读分析，在此基础上列出一个采访计划与问题清单，工作量相当大。由于与黄老的联系持续一年方才落实，客观上延迟或拖长了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使得研究准备工作更为充分。在这一年的准备期中，我不仅读完了所有能找到的黄老所有著作——值得感谢的是黄老在此期间赠送了多种新出著作与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张琳女士也赠送了新出黄老著作《艺林一枝》，甚至有足够的时间阅读了黄老50年代所编的几部古代美术论著。评介、研究黄老的图书资料，当然更要浏览。可以说，在真正见面采访之前，我已然半个黄苗子研究专家了——拙文《艺术界就是由圈子组成的》就是读《画坛师友录》之后所写的长篇书评。在我二十年的采访生涯中，这是第～次用了一年时间做准备。在访谈过程中，虽然采取的是轻松的海阔天空的方式，但是细品起来，其中不乏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尽管是吉光片羽，不过，能够为历史或历史人物增添哪怕一个前所未经记录的细节，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回顾起来，与黄老的漫谈，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精神与文化享受。
黄苗子老先生已九十高龄，但是给人的感觉却至少要年轻二十岁，身体之健康，令人惊喜。他说自己的年龄该减去七年来计算，因为在秦城监狱蹲过七年牢。当年齐白石老人听信卖卜者言，力求吉祥，亦为避劫，对外把年龄加上两岁，号称“瞒天过海法”。苗老自减七岁，与齐白石虽有虚实之别，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文化界，黄苗子可以说是活化石，因为自30年代他参与并见证了香港、上海、重庆、南京以及北京的文艺活动，结交了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史主要角色的一代风云人物。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在别人是历史，对黄苗子而言是回忆。应当说，黄苗子的早年是很幸运的，在大上海可谓平步青云，志得意满，直到解放初，用养尊处优来形容其生活，并不过分。至今黄永玉老先生提起往事，还对40年代南京时期黄苗子上班有公家专车接送，买菜有自己的小汽车而“艳羡”不已。难得的是，虽然官运亨通，有权有势，但是黄苗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书生本色，不以富贵骄人，而是利用官方的资源与条件，帮助了众多贫困的文艺界朋友。还以黄永玉为例，黄苗子就是其最早的买画者之一——虽然后来贵人多忘事，没有及时付钱，害得困居上海滩的穷小子黄永玉不得不专程跑到南京去讨债。这段佳话，黄永玉老先生对我津津乐道，只有感念，没有一丝怨言。佛家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早年黄苗子曾救过不止一人，所以能安享晚年或许就是上天给予的回报。
在我所接触过的文化界前辈中，黄苗子先生是年逾九旬而眼不花、耳不聋，头脑反应敏捷、思路清晰、应答如流且行动自由、不必人扶就能到处走动——综合指标最健康的一位。
在文章记叙及现实生活中，凡有黄苗子的地方，往往就会有郁风。黄老与夫人郁风出双入对，相敬如宾，也是文化界一道风景。在吴冠中在北京举办的小型画展上，开幕式上我与黄苗子、郁风两位老人相遇，便追随杖履，陪伴参观完全部展品，听两位画界前辈对展品以及画框、装裱等方面兴之所至所作的点评，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