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再次表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区别是程度上的和细微的差别。在工业革命以前和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发生了无数起反对机器的骚动的例子。例如，1551年，英国国会禁止使用机械刺果起绒机，这些机器用于毛纺织物的起绒（一项修整工艺）。袜商行会极为激烈地抵制威廉·李的针织机，最终这个发明者被迫离开了英国。1638年英国国王宣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在英国使用带式织机。约翰·凯的飞梭（1733年）遭到了织布工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计。1768年，500名锯木工袭击了伦敦一家机械锯木厂。1779年，兰开夏郡发生了严重的骚乱，1792年，曼彻斯特一家率先使用卡克赖特的动力织机的企业被焚毁。据说，这次焚毁事件“使该地区动力织机的发展被抑制了数年时间” （stevenson，1979，p.118）。在英国西南部，尤其是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羊毛纺纱和编织技术上的进步遇到了激烈的抵制，这种抵制可能促使羊毛业重心转移到北部诸郡。在1811~1816年问，米德兰地区和工业诸郡是“鲁德分子”的骚乱地点，在这些骚乱中，机器遭受重创。1826年，兰开夏郡少数城镇的手织机工人骚乱了3天时间，而且1830年发生在英国南部的“斯温队长” （aptain Swing）暴动，目标直指农业中使用的脱粒机。
上述这些尝试大体上是不成功的。起绒机、针织机、飞梭全都被英国工业所采用（虽然比它们本该采用的时间稍微晚一些）。禁止机器的法律依然无效。在18世纪，政府对那些试图阻止技术进步的人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态度。1769年，国会通过了一项苛刻的法律，法律规定，故意破坏机器者将处以死刑的重罪。1779年，兰开夏郡的骚乱被军队镇压，普雷斯顿的治安法官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很好地表达了当局的态度： “造成大骚乱的唯一原因是棉花制造业中所使用的新式机器。尽管如此，国家仍从中受益匪浅，而且捣毁本国的机器只会驱使它们转移到其他国家……伤害英国的贸易”[引用自Mantoux，（1905） 1961，p.403]。在1811~1813年鲁德分子骚乱爆发期间，英国政府部署了12000名军人来对付骚乱者，这一武装的规模比1808年驻扎威灵顿半岛的全部军队还大。骚乱被严厉地镇压了，而且结局通常是绞刑和充军。
通过法律手段以阻止工业革命的尝试不再成功了。1780年，棉纺工恳求国家禁止棉纺机，可是指定调查该问题的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请求。1794年，梳毛工恳求反对爱德蒙·卡特赖特所发明的羊毛精梳机，但是雇主再一次赢得了天的）胜利。其他的请求受到了相似的对待，例如，企图以1551年法律为基础来禁止起绒机的请求[Mantoux，（1905）1961，pp.403—8]。在1803~1809年间，由于毛纺业的实业家认为古老的法令和条例有害于新的技术，他们和工人就是否废止古老的法令和条例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毛纺业的斗争。这些法律在1809年被废止了（Randall，1986）。1814年，实行了250年之久的技工法被废止，尽管工匠们的要求是极力保护自己的陈旧技能。在政治上，工人们的情形是绝望的。“阻止新式机器只会促使机器跑到国外”的辩论虽然有说服力，但是其中的内涵更多。在英国，政治统治阶级都是有产阶级，新技术也没有危及到让他们的资产缩水。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传统部门的工人的境况并非全部恶化。尽管有些工人，例如手织机工人和针织机工人，由于机械化而损失惨重，可是许多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最终在工厂找到了工作。一些家庭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填补了工厂产品的空白或者作为工厂的原料，这样的手工业实际上由于新技术而兴旺发达了许多年。所以，各地发生的骚乱和暴动的次数虽然很多，却也易于让人误解。大多数发明在没有遭遇值得注意的麻烦的情况下得到采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麻烦都必然体现了对新机器的怨恨。
那么，难道事情在欧洲大陆就显著不同吗？欧洲大陆和英国一样，抵制既来自熟练工匠的行会，也来自害怕失业的手工工人。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手工业行会阻止了某些新技术，这些行会仍存在于大多数地区。当既定利益感受到威胁的时候，通过公然禁止发明就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带式织机，在英国被称为荷兰式织机或者发动机织机，在欧洲大陆处处都遇到了抵制，这同1616年以后它在兰开夏郡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Wadswonhand Mann，1931，p.104）。在布兰登堡，行会成功地把针织技术推迟到18世纪。在法国等地，印刷业和棉纺业位于被压力集团成功抵制的行业之列。老的城市行会往往通过一大堆的规章制度和进出限制、较少通过直接抵制，从而日益成为技术进步的一个羁绊。例如，在这些规章制度之下，一个像理查德·阿克赖特的理发匠要作为纺织厂厂主开业是很困难的。不过行会势力在18世纪已经衰落了。1760年之后，法国和德国的行会受到了压制，荷兰南部的行会在1784年被废止。到1815年，欧洲大陆的行会要么遭到致命的削弱，要么被完全废止。1790~1815年间，各经济体相继摆脱了旧制度，其代价是政治剧变和瓦解，这部分地解释了欧洲采用某些技术的落后状态。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长期效果，是把欧洲大陆上大革命前苟延残喘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扫而光，从而确保了欧洲最终能够仿效英国彻底改革其生产系统。
当然，并不是没有遇到抵制。担心技能过时而失业出现在1789年的会议记录送达三级会议（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立法机构——译注）的不平之事1上。在1788～1791年间，由于感到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威胁，工人们抗议机器的骚乱一再爆发。在1789年夏季的几个月，鲁昂市爆发了恶意破坏机器的野蛮行为，并蔓延到包括巴黎和圣·艾铁尼在内的其他城市。骚乱者的目标是从英国进口的纺纱机和本地制造的设备，例如干草叉制造机。尽管这些骚乱被扑灭，但骚乱造成的损害久久不能平复。一位历史学家（Meoy，1952，pp.184）说： “骚乱者……至少在工业上，把时钟大约往回拨了20年。因为直到战争以后……法国才能够再次引进此类机器。”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在倾向于技术的拿破仑政府的有力统治下，对新技术的抵制在欧洲大陆就像在英国一样，不过是垂死挣扎、奄奄一息了。里昂的织布工人在19世纪头10年抵制了提花织机，但徒劳无功（Ballot，[1923]1978，p.379）。10年以后，法国在引进剪羊毛设备时遇到了某种抵制。尽管如此，有些学者还是认为，鲁德主义“无疑不能阻止法国制造业引进机器” （Manuel，1938）。
然而，把通称的鲁德主义（破坏机器）等同于某个群体对新技术的理性抵制易于令人误人歧途。后者注定会失败，新技术一定会引进。首先，之所以常常诉诸于破坏机器，只不过是因为机器是劳资纠纷中一个便利而易受攻击的目标，而不一定是由于工人对物化在机器上的新技术存在一种特殊的愤恨。更为重要的是，对新技术的抵制常常采取一种隐蔽的、始终难以觉察的形式。最近，人们在社会史上的研究强调，法国工人的组织水平较高。1815年以后，行会被代之以“互助协会，”后者秘密地为捍卫专业人员的利益集团服务。独立的小雇主常常支持非法工会，对抗引进了削减成本的机器的革新企业家（Sewell，1980，p.182）。1859年，这些协会共拥有将近400000名成员（Shorter and Tilly，1974，p.176）。为了安抚熟练工匠，很可能驱使法国选择了稍微不同于英国的技术。这样一来，出现于19世纪的法国工业继续建立在小规模的熟练工匠、为相对局部的市场生产产品的基础之上。有些经济史学家虽然把英法两国的这个差异归因于两国人口增长的不同，但人口因素必定存在着所能够承担的上限。因此，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技术进步更需要迁就工匠，必须在工匠的传统技能和现代工厂的需要之间找到折中办法。在比利时、瑞士、波希米亚和莱茵兰，对棉纺新技术的抵制崩溃了。另一方面，荷兰工人一再捣毁南部纺织业中的机器。虽然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不过它们很可能阻止企业家安装此类装备。
技术进步是一项国际性合作的活动，其中英国的优势是性质上的，是短暂的。然而，我们从欧洲1750～1914年间不同经历的比较中，仍然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例如，这个比较使我们能够搞清楚，为什么卡德韦尔规律似乎有效。英国这个技术摇篮虽然创造了工业革命，她却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失去了其卓越和光芒。尽管经济史学家对英国技术发展减速发生于1900年之前还是以后仍有待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到1914年的时候，技术最前沿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只得到含糊朦胧的理解。某些观察者发现，技术进步看来类似于人的生命周期：先是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的青年期，随之以小心谨慎的成熟期，最后是虚弱无力、风烛残年的晚年期或“更年期”。如果没有更具体的细节，这样一种拟人化的观点将毫无经济意义。社会是集合体，它们不会像个体那样变老。我们若要理解为什么革新的火焰会逐渐熄灭，那么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为自身的灭亡创造条件。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革新的社会成本部分是由“创造性破坏”这一进程造成的。熊彼特普及了这个词语，把它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技术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的、非适应性资产，不论是实物资产还是人力资产，其持续的陈旧化都是一个社会为稳定持久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在受益于新技术的群体同支付代价的群体（代价小于收益）相一致的范围内，对技术进步的抵制将是软弱无力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离程度越大，受损群体设法减慢进步步伐的动机就越强。在这一点上，人力资本的陈旧化看来有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因为其适应能力在整个生命周期急剧下降。但是，这也可以应用在实物资本上。不过，只要自由进入产业得到保证，任何一个群体把新技术排除在外的能力就是有限的。因此，一个技术领先的社会， “生命周期”将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年期，新技术在这个阶段设法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其更高的效率取代了以前的技术。该阶段对应于英国1760~1830年这段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成熟期，新技术在这个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新技术所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敲响了与日俱增的警钟，引起那些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人自我保护的动机越来越强烈。到第三个阶段，最初的新技术已经成为旧技术了。在这个阶段，这些技术发展了某些社会或政治机制，并经由此来对付革新、保护自身。如果它们成功的话，技术创造力就到此为止了。否则的话，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这样一种纲要性的技术创造力的生命周期理论有任何价值吗？其预言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创造力将持续多长时间，如何终结，或者是否重新开始。然而，就像大多数理论模型那样，它提示那些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应该到何处去寻找具体的证据。经过一段创造性的时期以后，变得保守的社会有必要阻碍革新。其途径有三。其一，设立机制阻止既有的企业采用新的思想；其二，阻止想要成为革新者的人进入已经僵化的行业；其三，隔断新思想从国外流人。例如，日本于1638年事实上向西方人关闭了大门。如前所述，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同时利用意识形态和管制来设法阻挡西方的影响。可是在西方本身，这样的防卫措施常常采取更加迂回的形式。数世纪以来，西方使用保护性关税使过时的技术得以继’续存在（名义上是减缓技术过渡所带来的痛苦）。行会、工会、专业协会、制造商协会和专利使用权的要求等，都被用来维持行业内的因循守旧，并设法阻止具有新思想的新人的进入。随着制造业中固定资本的提高，信用配给被用来设立另一个壁垒，以设法把新思想和新技术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