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的东线部队于4月上旬撤到了刘坪、镇龙关、万源一线，占领阵地，做好了抗击敌人攻击的准备；西线部队也依次在普子岭、木门、三江坝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后，主动撤到了南江河以东。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我红军并不是一味地撤退，而是处处都注意寻找并抓住敌军前进运动中的立足未稳之机，翼侧暴露之机，协同失调、队形混乱之机，看准了就狠狠地揍他一顿，给其以一定的消耗和伤亡，而我军则每一次的出击都能得到一些补充和武装。正是应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其中，东线部队在庙垭场，西线部队在杀牛坪、新店子等地都进行了多次的反击和出击，给推进之敌以重大的打击。直到4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在贵民关、得胜山、刘坪、镇龙关、万源一线与敌人形成了对峙。4月23日，东线敌第三师师长许绍宗指挥该师全部及第二、第四、第五等旅，连续向镇龙关、石窝场和高白寨一线发动了连续进攻，红军坚守部队奋起抗击，积极组织阵前出击和夜间袭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经6天激战，至28日将该敌彻底击退，仅在镇龙关附近就歼敌4000余人，缴枪400余支，火炮10门。由此使敌人的第三期总攻又告破产。
从1933年12月中旬至1934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根据地以诱敌深人为作战指导相继后撤了200-300里，暂时放弃了根据地内大部分城镇和地区，根据地的一些建设遭到了破坏，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了，但是却换来了作战的主动，使敌人始终是按照我们的作战意图和作战设计来行动的，使敌人为夺取这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城镇和地区而付出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沉重代价。同时，通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我红四方面军的各级指挥员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等军事谋略对于弱军战胜强军的正确和重要。由此，也锻炼了队伍，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使这支光荣的部队更加坚强，更加精锐。而敌人方面，尽管是连续发动了三期总攻，付出了损失35000人以上的代价，依然未能达成其摧毁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而且随着反动围攻的旷日持久，其围攻的信心日趋消退，其战斗力日渐减弱，其方方面面困难日益增加，其内部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六路围攻”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之敌，虽然自以为取得了某些夺占空城旷地的“胜利”，然而他们却顾虑一旦围攻的军事行动结束，刘湘便会转过来吞并他们，因此，疑惧日深月甚。
刘湘的三期总攻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很不甘心。所以，又开始了重新调整其内部矛盾和部署新的总攻的策划。于5月13日在重庆再次召开由各路总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由唐式遵出面，担保军事围攻行动结束后，各路均能得到“安全保障”，对此，各路指挥不必多虑，应站在党国的利益和大局下，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地对付“赤匪”，并决定拨出30000元军饷和30000发子弹补充各军，以安抚各路军酋。刘湘在计绌智穷的窘境中，还聘请了其一向顶礼膜拜的高等顾问、江湖术士刘从云，出任“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统一指挥。刘湘本人仍然座镇成都。另外，还在南充设立了一个前敌军事委员会，由刘从云主持，指挥全盘。
这个刘从云，也称“刘神仙”，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所谓的“刘诸葛”。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的大小军阀也跟着起哄拜他为老师。因此，权重一时，也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谍划。其实，刘湘也有自己的另一番用意。那就是把“刘诸葛”推到“剿匪”的前台，是想利用“刘诸葛”在军阀中的“威望”来统一和协调各派系的军队。在军事会议上，敌人确定了再次调集重兵集团，发起第四期总攻，企图夺取通江、万源，并以西线主力向东横扫，最后消灭红军。为此，刘湘增调其二十一军教导师和暂编第二师为总预备队，以潘文华任总指挥；同时调其边防军陈兰亭加强第五路的力量。这样敌人总围攻的兵力共达到140余团。光刘湘这次投入总攻的兵力约占五分之四，计80余团，10万余人。刘湘这一次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已经把他的全部家当老底，都拿出来了，可见是到了孤注一掷的程度。
按照“剿匪”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会的作战部署，各路军马怀着势在必得的信心，于6月中旬开始，相继开赴作战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根据敌人的部署，总指挥徐向前决定从西线左侧依托巴山调动敌人，进一步地诱敌深入，创造更多的歼敌战机，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根据这样的决策，形成了具体的作战计划，首先打击第一路邓锡侯部，再由此向南横扫两线敌军，尔后向东线发展进攻，以致在整个战线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期围攻。
为了创造战机，迷惑敌人，更好地集中兵力，6月15日红军主动放弃通江，得胜山一带阵地，并于21日第二次撤出通江城。同时，第三十三军第二九七团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向东出击，击溃了王三春、陈国枢部1000余人，攻占了城口。这一突然的作战行动，给敌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误认为红军企图由城口出巫山、奉节，直捣云阳、万县。所以，刘湘急忙将第五路第一、第二、第三师及廖雨辰师由通江火速调至万源附近。这一调动，使东线敌人的兵力受到了削弱，使刘湘的主力部队被分散在了从通江、镇龙关，直到万源、城口等东西宽近400余里的战线上。而在各点的局部上却成了弱势，由攻势变成了守势。
这时“刘诸葛”已到前方指挥整个的第四期总攻。他到达时正值我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之时，愚蠢的“刘诸葛”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误以为是自己亲临前线的作用。于是他便大肆吹嘘其“占卜有灵”，似乎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使其忘乎所以，盲目自大起来，狂妄地吹嘘所谓的“36天消灭赤匪”的宣言。6月22日，敌人开始了第四期的总攻。以第二、第三、第四路和主力与第五路的第四师及总预备队潘文华教导师一部，向得胜山、通江发起了攻击；以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廖雨辰师及杨、周、刘等旅，其50余团的兵力向万源城南至通江城一线发起攻击。
总指挥徐向前从敌人的作战布势上分析出，调动和分散敌人兵力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在战场态势上已见成效。于是，决定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等部坚守万源城以南至通江城以北一线阵地，并集中10余个团的兵力于西线，向贵民关、观光寺间的分水岭地区实施突然猛烈的反击，如果战斗发展顺利，迅即转入反攻。26日部队反击开始，但因地形不利，敌人据险顽抗，经一昼夜的激战，反击未能奏效。加之雨季影响，通江河水猛涨，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接敌运动和补给。针对这种情况，方面军便决定停止反击，将部队主力撤至小通江河以东，在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与敌隔河对峙，准备另寻反击战机。在此期间，东线红军除在7月1日主动撤出城口外，在万源至通江一线上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在红军的阵地前，敌人死伤累累，但没能前进一步。自吹的“刘诸葛”也哀叹着逃回了成都。随即敌人的第四期总攻又告失败。
自1933年12月中旬至1934年6月下旬，在指挥部队反敌人第四期总攻中，总指挥徐向前正确地运用了“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等军事谋略思想。对此，总指挥徐向前认为：要消灭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就不能不集中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兵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收紧阵地，这是其一；其二，在敌人主力进攻之初，其士气正旺，势力正猛，战力正强，我若正面硬顶，无疑是与强敌拼消耗，我不但拼不过敌人，还会把我有限的力量消耗殆尽。所以，要消灭敌人就不能急，不能死顶硬拼。而是发挥在我根据地内作战的群众支持，地形熟悉，先处战地，预设战场，能打则打，不能打则撤，机动灵活，打、走的主动权在我等优势，采取诱敌深入以分敌，节节抗击以耗敌，昼袭夜拢以疲敌的游击战，杀其锐气，耗其战力，老其兵力，使其逐步地气萎力衰，直到最终便于我集中精锐以实施反攻。其三，川地山大岩险，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而阵地战中又利于迂回、包围，而不利于正面进攻。但进攻之敌又不能不实施正面进攻，这就等于置敌于不利地位。加之我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断其补给，造成困难，迫其厌战，动摇军心。其四，诱敌深入，战线拉长加宽，各路敌人失去联络，破坏协同，断其支援，便于我集中兵力歼其一路，给其有生力量以大量杀伤，从整体上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这次反敌“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大胆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敌人四次总攻之中，共毙伤敌军36000余人，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增大了敌人的困难，削弱了敌人的优势，为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