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创建和领导红四方面军期间
事件：培养部队过硬作风
谋略：夫兵以气势为用
许多兵法都认为：“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其意是说，军队的气势是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将“勇”列为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素质之一。而《六韬·论将》中，则将“勇”列为第一条，认为“勇则不可犯”。这其中所讲的“勇”，即勇敢果断，勇猛顽强，综合起来，强调的就是战斗作风。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部队的战斗作风，甚至将其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可以算是一种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减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本身的精神力量”。美国名将巴顿也认为：“必须有勇气，才能赢得战争，怯懦是作战的致命伤”。刘伯承元帅则指出：“战斗作风要猛，也要顽强。过去的经验证明，哪个部队猛，哪个部队就能胜利”。徐向前元帅更是强调战斗作风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的，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徐向前从创建和领导红四方面军进行革命战争时起，就十分重视战斗作风的培养。徐向前经常教育部队，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我们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便于部队发扬优良战斗作风，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具体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
徐向前认为，在体现红四方面军战斗作风的五个字中，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战或防御战，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敝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这股狠劲就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这股狠劲，是两个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决定的，也是我们的革命立场决定的。所以，决定着战斗作风的其它方面。徐向前认为：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热情和积极的求战情绪。
在讲到部队这种作风的培养时，徐向前认为，谁都知道，战斗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们响亮的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红四方面军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股劲，从而才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而且战役战斗上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都是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却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惶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在近战歼敌中，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这种“狠”的战斗作风是哪里来的？徐向前认为，“狠”的战斗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段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对于战斗作风的“硬”，徐向前认为，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同敌人打了许多硬仗、恶仗、险仗，那时，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所以，从战斗中，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为什么必须要硬，要敢打硬仗、恶仗、险仗呢？徐向前具体分析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条件，指出了这种战斗作风对于红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军的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军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气力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里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外，部队在节骨跟上能不能过得硬，熬得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此，他进一步分析说，部队作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段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障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当然，这种硬，决不是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同时，这些情形也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如何培养部队的过硬战斗作风，徐向前认为，关键在于干部。他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徐向前还生动地回忆到他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的情形，他说我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桂荣、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像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战斗作风的“快”，徐向前认为，“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