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领导创建和收复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
事件：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谋略：纵横捭阖
纵横捭阖，在军事斗争领域是指根据军事斗争的意图和目的，综合利用军事力量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有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方式、方法和手段进行积极的争取转化工作，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终达到实现斗争意图、达成斗争目的的斗争艺术。而这一斗争艺术，正是孙子“全胜策”的谋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所说：凡用兵之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上兵伐谋”。可见，纵横捭阖，不战而胜，也是军事斗争应该竭尽全力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最佳效果。
克劳塞维茨有句著名的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断曾得到了诸多军事家、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其意是说：军事斗争的实质属于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要实现战争的目的，既可以使用军事斗争手段，条件允许时，也可以使用政治斗争手段，或者是军事斗争手段与政治斗争手段并用。这种认识很重要。它告诉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斗争结果，更快地达成更大的斗争目的，有时可以采用军事斗争手段，有时也可以采取其他斗争手段：有时可以军事斗争手段为主，以其他斗争手段为辅；有时可以其他斗争手段为主，以军事斗争手段为辅；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斗争条件的许可以及利用程度。所以说，斗争的艺术，也正表现于对影响斗争结果的诸多条件的创造利用的程度。徐向前在指挥革命战争中，总能做到越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背景下，越是重于权衡各种矛盾关系，越是善于分析各种斗争因素，越是巧于利用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力求以最小的斗争代价达到最佳的斗争效果。
1932年底，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同川陕边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一起，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中，针对川陕地区军阀混战、矛盾复杂、条件艰苦、斗争激烈、敌强我弱的实际，正确运用纵横捭阖，坚持统战的谋略，先后同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国民党驻陕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以及所属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建立了友军同盟，形成了统一战线。后因一些原因，同杨森的统战关系未能如愿；而对杨虎城和孙蔚如的统战工作却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工作的成功，使川陕苏区及时沟通了同白区党的联系，巧妙而出色地给红四方面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况，输送了大批军事物资，为根据地军民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粉碎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争取保卫根据地的更大的斗争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徐向前非常注重对敌我双方斗争的形势、实力、方针、策略等情况的分析和研究。注意把握政策和策略，采取相应的办法和措施，谋求最佳的斗争效果。根据地创建之初，从整个斗争形势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人我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我党提出了停止内线、团结抗日的主张，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支持怂恿其嫡系部队千方百计地去吞并各地的杂牌武装部队，以扩大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还纠集各派反动势力，不断地向我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攻”、“进剿”、“围剿”等摩擦。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正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斗争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就川陕根据地而言，自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多次受到了川敌的“围剿”。敌人虽然遭到我红军的多次打击，损失惨重，尤其是田颂尧、刘存厚已元气大伤。但川军最大实力派的刘湘部的第二十一军，仍有100多个团的兵力，如果再加上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邦俊等军阀势力，仅我川陕根据地周围的川军就达150余个团。远远超过红军兵力的数倍。此外，在川陕交界的汉中一带，还驻有陕军第三十八军，陕甘一线还部署有胡宗南部。显然，这些敌人对红军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是1933年秋，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大有一口吞掉红军之势。面对这种险恶的处境，居于劣势的红四方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除在军事上采取正确的“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等战略指导方针外，还必须加紧其他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川军各军阀之间的不同态度，不同矛盾，以及各自的打算，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此，徐向前分析到，在反“六路围攻”前后，根据地的主要敌人是刘湘，而驻陕甘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十分反动，我红军显然与他们是不能联合的。唯有陕军杨虎城和孙蔚如具有统战的可能性。其原因是：杨虎城早年曾同我党有过接触，后来又受到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和教育，思想倾向革命、同情革命，加之他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而且这种斗争愈演愈烈。杨虎城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不被蒋介石吞掉，愿意同红军建立革命合作关系。可见，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这种矛盾关系，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与我联合的诱因，也可以成为共同反蒋的前提。孙蔚如早就对胡宗南依仗权势、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极为不满，以至发展到后来暗派间谍，在内部搞颠覆活动，促使相互之间的矛盾颇深，一时间难以解决。如果这种矛盾利用得好，完全可以成为与我结成联盟的有利条件。另外，从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础看，多年来，川陕两省的地下党组织，在白区工作中作了较大的努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先后在杨虎城和孙蔚如内部建立了秘密工作关系，这又是一个搞好统战联盟工作的难得条件。
徐向前通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的深入分析，认为川陕苏区同杨虎城和孙蔚如建立统战联盟关系，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一分析结论，徐向前要求红四方面军和苏区党组织，必须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而且特别注意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以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努力争取同盟军，“为当前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我们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努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按照这个根本出发点，红四方面军在白区党组织的配合下，通过地下工作人员武志平的多方努力，尽快争取了杨虎城和孙蔚如同我党的接触及合作。
徐向前坚持纵横捭阖，坚持统战，善结联盟，为我所用的斗争策略，不仅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而且随着斗争的需要而展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战事十分频繁。尤其是两次反“围剿”作战，其规模之大，战期之长，面临的各种困难之艰苦，都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徐向前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就是“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使根据地越缩越小，潜力越打越少，前线供应极为紧张。徐向前要求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联盟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想尽各种办法来支援红军的反“围剿”战斗，以打破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保证战斗的最后胜利。在这方面，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红四方面军同孙蔚如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并给予了红军以一定的物资支援，充分显示了纵横捭阖、坚持统战，善结联盟斗争策略的特殊作用。首先，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使红四方面军减轻了对陕南方面的后顾之忧。几年来，尽管红四方面军同川军有过多次交战，蒋介石也不断地责令陕军要积极配合川军围攻红军，但由于我党统战工作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与川军顽固派采取了坚决的军事斗争策略外，与川军其他部队还采取了互通、互谅、互助的政治斗争策略，使杨虎城部和孙蔚如部始终未与我红军有过军事接触，保持了川陕边北部边界基本上没有大的摩擦和战事。这样，红四方面军仅以少量的部队驻守边界的几个要点，担负警戒和维护交通安全的任务，而得以将主力部队集中到南面，对付川军顽固派的进攻，从而避免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其次，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陕南地下党组织先后派人开辟了三条由陕南通往川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由这条交通线，向红四方面军输送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其中主要有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械、西药、汽油等军需用品：有陕南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捐献给红四方面军的物资；有敌方的电报密码、军用地图、兵力部署等军事情报；还有全国许多地区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这些物资不仅保证了红军作战的特殊需要，对粉碎川敌经济封锁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为指挥领导机关在通观全局、掌握敌情、运筹决策、指挥作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外，通过秘密协议的履行，还为川陕北部边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红四方面军得以在这一带地区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如一度在南郑的碑坝和西文的楼房坪等地，就曾设立过转运站，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其他战略物资，供川陕苏区紧张时使用。同时还在曲江洞开设了一个后方医院，收治了大批的红军伤员，使他们治愈后又重返战斗岗位，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由此不难设想，川陕根据地如果没有党的统战工作的有效配合，不但不能保证红军取得军事斗争上的胜利，还会使根据地的其他方面遭受极大的损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根据徐向前的指示，根据地的建设和军事斗争，始终坚持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达到了互相配合、彼此促进的效果。
实践证明，川陕根据地的统战工作之所以成功，也是与各方面工作的相互配合和影响密切相关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统战工作也不例外。苏区工作做好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了各方面党外人士，红军和党组织就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全力支持，保证红军取得了一个个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自然对白区的群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鼓舞，而且还会增强统战对象的信心和勇气，进一步巩固已有的联盟关系，促进未结联盟的加紧联盟。同样，党的白区工作和秘密斗争开展得活跃，并取得了成效，又会对苏区根据地的斗争起到有力的配合和促进作用，从而增强统战工作的效果。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苏区内，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先后派出大批人员，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广大城乡，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工会、贫农团、赤卫军、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以及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在广大青壮年和妇女中，还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缝纫队等组织，把各方面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最大限度地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大大增强了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的力量。与此同时，党和红军还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加紧白区工作的指示：“要求立即派遣最可靠的贫农雇农同志到白区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分粮、分衣、分军款、分田地的斗争”，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共青团、共产党的组织，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组织他们兵变，到红军中来”：“组织白区的破坏队，破坏敌人的交通，动摇敌人的后方，瓦解敌人的力量”。在根据地与白区交界外，“建立党的秘密工作，使党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领导群众进行坚定的斗争。方面军还在《红军战士必读》里，规定每个红军战士都要加紧做白军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了9条具体办法和要求。”
正是在徐向前关于以我们的斗争成果促进白区工作，推进统战联盟发展的斗争谋略指导下，在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形势影响下，川陕两省的白区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公开与秘密两种斗争方式，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抗租、抗债、抗捐、抗丁的群众运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曾在汉中地区先后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十一等多支游击队，曾在镇巴、西乡、南郑等地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斗争势头越来越壮。中共梁达中心县委领导川东游击军，曾在宣汉、达县、城江、万源、开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敌人力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也先后在苍溪、阆中、南部、营山、仪陇等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搞得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不得不调回一部分围攻红军的部队来对付游击队，从而大大减轻了红军的压力。1933年4月，杨森在遭到红军和游击队的夹击下，处境十分窘迫，被迫指派其旅长夏炯，与红军代表在岳池后山公园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并派人送给红军两箱子弹以及部分服装和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