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刚刚从我右边过来，跟我差不多高，腿短，上身很宽大，穿一套旧军装，没刮脸，也不算留胡子。我心想，这人是坏东西！不管临时、正式，终究是大典，不刮脸，穿旧衣服，不尊重，我心想是坏东西。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典礼，眼里没有这些事。穿堂而过，从我右边经过，看得清楚，那一幕我算碰上了。
彭家珍是京津同盟会同志，拿炸弹炸良弼。良弼住西四红罗厂。彭先死，良弼炸断腿，后来也死了。
再说我们同盟会中有四位同志即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等炸袁世凯这一幕。那时，袁世凯进宫是前呼后拥的。他住外交大楼，进东华门，我们的同志，在东安市场拐角酒楼，一位同志从楼上扔下炸弹，没炸到袁世凯。他坐马车，前后有卫队，炸死前卫队长。从此，袁借口不入宫。我们四位同志被抓走了、枪毙了。为了悼念这四人，加上彭家珍，还有一个不记得名字了，共6人，后葬在一起，一个圆丘，立碑，六面各有一人的事迹。地点在现在的动物园（熊猫馆外）。从前，西太后还在时，为西太后而搞的这园子。宋教仁葬在畅观楼，西太后游园休息地方。
（以上的话是从名字说起的。下面谈家事。）
我家最早住米市胡同的扁担胡同（南横街一带），多是南方人住，做京官的都住这一带。
曾祖父到北京，来北京会试，中进士后，为知县，任地方官。祖父做京官，后出去任外官在陕西。他是在北京中举。小时来到北京，以广西籍贯在北京中举，一口桂林话。父亲，也是以广西籍在北京中举。先父生于北京，说北京话，先父没回过广西。
我参加广西旅京同乡会，我多次回广西上过祖坟，在香港办报还回广西住了3年之久。
父亲投水自杀，有“敬告世人书”、拜托5位仁兄的信，有愤慨的意见。愤慨什么呢？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段不合，于是有府院之争。黎曹吴轻信江西人的话，郭同很快把张勋找来，想用张的力量抵制段祺瑞。张勋是顽固人，他到北京，在宣武门江西会馆演戏，请客正在热闹，抽身出来，进宫行复辟礼，把宣统抬出，挂起龙袍来了。这时黎才知道上当了。他不理黎元洪这套。这是民国7年的事。这时，被免职的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拉了梁任公一起，就在北京、天津之间的马厂誓师要进攻北京。当时马厂驻一师北洋军，师长叫李长泰。段、梁二人直入师部，抓住这一师人从马厂开向北京进攻。张勋就完了。可笑的是挂了两天的龙旗，出现红顶官服。最糟糕是谁？是康有为。他跑来北京，还是要忠于清，宣统上谕康有为为弼德院长。这时段、梁进京，康、梁原是师徒关系，现二人政治上成了敌对了。张勋既忠于清，失败了可以死节嘛！（梁老说上面这话时，语气很重，也很愤慨！）也跑了，溜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复辟一幕，6天就完了。
先父就在这时很愤慨，因为搞复辟的人，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复辟失败之后，先父投水自杀。有一位先父的朋友送挽联，很好，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不单是忠于清，世是世道）；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投水而死。（说到这里，梁老很风趣地说。）
好！今天这一幕就谈到这里吧。
1985年9月26日 上午
（9月26日上午摘抄梁老第二本“笔录”，倒着来抄的。）
（是日访问时，有客人，“民盟”薛传明来。梁把笔记本给我看。他们谈，我边看边抄。）
对毛泽东一生过错的见解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闻之于叶笃义同志。（1979年5月5日在政协，不见叶已20年以上。）1946年1月，马帅居间，有两党停战协议，即召开政治协商会，民主人士参加。而我为民盟秘书长，代表民盟周旋于两党之间。此时，据云，马帅说我很像印度的甘地，且说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殊不料想此异国老将竟然对我具有如此印象。此虽一件小事，亦不可不记存之。
我与马帅不少会面，我不会英语，每次叶总陪同。
毛主席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容争论的。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那些过错，有没有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
1938年1月，我访问延安和毛主席曾有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这在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但在谈到要建设新中国而追论及老中国旧社会时，则彼此争论不休，所见大相左。所争者就在阶级问题上。（后来辩论，主要是历史特殊性及一般性的问题，意见不得一致而散，这些话就不记它了。）
1949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建起了新中国，在阶级问题上，做有步骤的措施。我亦随着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在四川合川县云门镇呆了8个月之久。又回京参加多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自己努力学习之不暇，鲜有什么主见主张。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
回忆少年时见闻
我十六七岁时即有出家为僧之念。其时琉璃厂西门有正书局出售上海《佛学丛报》等书刊。我于佛教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但见到佛书即购取，购回家中阅读，虽不通其要义，仍购存不已，如是者积年摸索，逐渐进步。既被拉进北大讲课，又去南京内学院求教，则前后所闻多有……例如杨仁山先生为近百年佛学界开山祖师，指教义读《大乘起信论》、读《楞严经正脉疏》，我皆从读而大有启迪。内学院欧阳先生既为仁老门下，其徒吕秋逸……
1964年3月18日，访章行严先生于史家胡同，听其漫谈往事，分条记之如次。
（一）章先说辟园先兄往昔在长沙主持实业学堂时，聘张继等多人任教员，章本人原在其内。辟园发现他年纪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章既纳其忠言，至今不忘于怀。
（二）略之。
（三）章先生谈民国初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他游北京时，曾与袁一晤，袁遂发表任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见于当时政府公报。他辞谢不就职对我说明云，他彼时只36岁，非老师宿儒，如其竟然长此最高学府，在国际上将是笑话，被轻视。袁之为此，示恩拉拢，他决不受拉拢……
（四）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先生从欧洲应邀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他那时正在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据他谈蔡、陈两位是老朋友……
章先生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李守常进北大之事，杨在此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
“引守常入北大，以图书馆让之。”
“陈与汤尔和相识，当在留日学生退出日本组织义勇队之时，汤及钮惕生为代表，陈为队员。”
“杨怀中入北大为章所荐，陶孟和与杨同学日本师范，又同留英，杨笃生为留学生监督之书记，特调杨怀中到英。”
（按：后来看杂记本又补。）
（以下是谈话记录。）
张公耀曾，字镕四，云南大理府太和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北京。祖父为官，湖南衡水兵备道。后告老还乡，有子13人，而成进士者3人。父士镱于兄弟辈中次居第十二，清季以进士官内阁中书，1902年病故。母亦于1903年病故，其时公年方十九。同年公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公派日本留学法科。中间因病休学。1911年（辛亥）国内革命爆发，被云南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回国。
我年小（十四五岁）时，他就赏我。他管我先父也称舅（表舅），因为他母亲是陆家广西人，因此他对我先父也称舅。给我先父信中说我，此儿是舅家千里驹也。西南护国军倒袁后……组织南北统一内阁，他代表西南来北京，是司法总长。次长是徐谦，秘书四人，两个是云南人席某和杨某，另外两个是沈钧儒和我。沈代表政学会，部里事不问。我是管机要，主要与西南密电往来，负责翻译回电。反袁公开后，段祺瑞辞职到西山，忠于他的陈宦也宣布独立。袁气死了，临终找段回来。段恢复法统，黎继任，恢复国务院。时间不长，由于院府不和，问题出在秘书长徐树铮（院派）跋扈专权上。丁世峄，“山东大汉”之称，湖北老乡，吟汉章、饶汉祥（府派）。这些人给黎元洪出主意，听信郭同的话（同议员，江西人），要抵制段，最好找张勋来。黎听信了，要郭同到徐州找张勋来。张勋带第六师辫子兵来，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拥宣统复辟，换了龙旗。康圣人最糟糕！为弼德院长。梁启超在天津与段祺瑞到马厂誓师，陆军第八师李长泰，直入师部，带师1万人，从马厂往北京奔来。张勋忠清，那就忠到底，他却跑到东交民巷荷兰使馆保全性命。
段、梁合作，梁是热心肠人，可惜头脑不冷静，自负理财，出任财政总长，很想有所作为，却实事做不到。段祺瑞信任徐树铮，就在安福胡同搞俱乐部，指挥一切。
张勋复辟时，我正在靠近山海关的昌黎县休息，听到北京张勋复辟才赶回北京。
补充说一段，我年纪很轻时，在北京。
大概是民国9年（1920），有一天，忽然有一辆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下来四个人：梁任公、梁思成、蒋方震、林宰平。为什么来访？林先生领来的。林很早赏识我，林引导他三人来的。这时我已入北大，25岁讲学了。林先生领着梁氏父子前来我家看我。我之受知于任公从此开始。
1985年10月12日星期六9：00-11：30
（游泰山孔庙归来次日也。）
我22岁写过《社会主义粹言》，看到张继翻译日本人信得秋水写的书。日本人的书名，我认不清楚，中文书名《社会主义的精髓》。这是我接触社会主义的开始。这个书出在光绪年间，但我看到已经是光绪的末年了。不久，清廷退位，袁世凯当政。有一个人，有胆有才，可无品行，品格不好，有魄力，姓名江亢虎。开始创中国社会党，所以这名出现，他是首创。这是游美国回来创的。那时号召力并不大，可也有人跟从了他。党徒陈翼龙，是其中之一。这人在北京为袁世凯所杀，认为他是叛徒，造反的。再转回头来，这事之前说一说清代的事，说清代的江亢虎。我也说不清江亢虎他与我家的亲戚关系。他称我母为世婶，称父世叔。他在北京首创女学堂“女校传习所”。我先母颇读许多旧书，能诗能文，所以就被江聘为教员。称我先母因为世婶，怎么样世交，说不清楚。他这个人好投机，出风头，首创女学堂。
再多说点有关江亢虎的事情吧。这就说到了抗日战争，北方是“七七”，上海是“八一三”。之后退到武汉，那时我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迁到武汉。忽然一天，江到武汉找我。他年岁比我大很多，那时他40岁以上，我大概三十一二岁。正在武汉参加“参政会”。他来找我，找我想了解当时的政界情况。所谓政界，包括政府、其他党派，即民盟、共产党。那时八路军代表处是董必武。那时是国共合作。这江亢虎知道我在参政会，找我，我就到旅馆回看他。他的思想是还想投机，搞政治活动。我就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各党派及参政会情况告诉他。他想投机在政界得个位置。我本来鄙视这个人，我也无能为力，我本人不过是一个参政员，说不上，还能替他出力？况且我还鄙视这个人。他一看情况不行，就走了。还是要投机，刚好有机可投。那时汪精卫从重庆跑了，陈公博由成都跑了，后由越南转到南京，搞五院制。江去找汪精卫，汪觉得他还是出风头的人，汪也就给他一个位置，把考试院副院长给他。就我所知止于此，后来不清楚了。
关于汪精卫的跑，以后的事情，以至失败死在日本，陈璧君在南京被绞刑而死。
附带说：我跟汪精卫认识较早，早在清末，那还是在辛亥革命前。他与胡汉民都是追随孙中山，是革命派，反对清廷的革命派。黄复生（四川人），他同黄秘密从南方到北京。这时4岁的宣统，他的父亲是醇亲王。解释一下：一般俗称，俗语说，把咸丰皇帝称五爷，称恭亲王为六爷，醇亲王为七爷，这是老话。据我们说的，老醇王死了，儿子接承，小醇王的儿子是宣统。宣统入宫为皇帝，为由小醇王扶正，称为摄政王。为什么要提摄政王？汪、黄想刺杀摄政王。那个时候摄政王最高贵，两个大洋马拉的马车，前呼后拥，有保卫的人。汪、黄就在摄政王进宫的路上，有个桥叫银锭桥。汪、黄在桥下埋炸弹，这动作在深夜里做，避免被人看见。虽是黑夜，还是被早起、过路的人看见。跑去报告，结果被捕了。他们就承认，要杀摄政王。把二人下监狱，没有枪毙。不久，这个辛亥革命，事情很多……再说汪、黄在狱，袁世凯利用他们，放出来，很优待，以便借着他们跟南方革命势力接头、讲条件。所以这时成立了“京津同盟会”（是简称），全称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那就说到我自己了。这时我在顺天高等学堂，等于大学的预科样子，就在辛亥这年毕业。这时我20岁。虽然在北京，可当时像于右任他们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等，革命派报纸，我们在北京的革命思想青年，总能收得到、看得到，所以“京津同盟会”，不是我一个人参加，我们同学都参加了，其他学校也有参加的。当时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有个联络的人，这人不是学生，岁数比较大，总在40岁以内。这人姓胡，可能是湖北人，叫胡鄂公，串联这一带的青年。
